菲律濱的中國政策：在競爭中平衡安全、主權與發展

　　作者：安娜·馬林多格——黃(Anna Malindog-Uy)

　　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很榮幸在中國廣州暨南大學舉行的“回顧與展望：菲律濱與中國關係五十年”研討會上發表演講。此次活動由暨南大學、亞典耀大學中國研究項目、菲律濱中華研究學會以及迪利曼學院菲律濱——中國研究中心共同組織，匯聚了來自兩國的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共同反思五十年的外交互動。四個專題小組討論了地緣政治、經濟合作、文化交流及南海安全等議題，涵蓋了從民主與中國政策到投資、媒體影響力及不斷變化的安全動態等問題。

　　我的報告題為“主要強權與菲律濱的中國政策：平衡安全、主權與發展”，屬於“當代議題與挑戰”小組的一部分。小組討論的核心是菲律濱人再也無法迴避的棘手問題：強權在多大程度上主導了馬尼拉的外交政策選擇？國內的民主危機是否削弱了我們在國際上獨立思考的能力？數十年來或歷屆總統中國政策的歷史軌跡，除了變動的言辭和政治姿態外，究竟教會了我們什麼？或許還有一個更深的謎題：最令人不適的問題是，菲律濱是否曾經擁有——或目前擁有——一套連貫的對中國戰略或政策，還是我們正被外部壓力和國內政治的洪流所裹挾？這些問題構成了我討論菲律濱持久戰略困境的框架：如何捍衛主權和戰略自主性、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並追求能直接惠及菲律濱人民的真實經濟發展。

　　我的報告首先闡明背景：菲律濱位於印太地區戰略性海上十字路口的核心地帶。我們的地理位置使其對海上交通線、貿易流動和地緣政治競爭至關重要。因此，我們的對中國政策不能孤立地理解。它是由主要強權，特別是美國、中國、日本，以及日益增多的北約成員國、澳洲和印度等國所呈現的相互競爭的利益、壓力和機會所塑造的。攸關利害的是南海的安全、和平與穩定，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戰略自主性。

　　超級強權

　　讓我從美國開始。作為自一九五一年以來的條約盟友，美國在小馬科斯總統任內更顯著地成為國家的安全支柱。透過《共同防禦條約》、《訪問部隊協議》以及擴大的《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其中包括四個新增地點)，美軍現在可以輪駐進入靠近台灣和南海的戰略地點。此外，恢復了聯合巡邏、擴大規模的“肩並肩”聯合軍事演習，以及與日本的三邊演習等行動和軍事演習。另一方面，美國的“航行自由行動”挑戰了中國在南海的海洋主張，而馬尼拉認為這提供了威懾力。然而，所有這些也使得外交更加複雜。與華盛頓及西方集體更緊密的安全結盟，常常引發北京更強烈的反應。而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個困境所在：菲律濱在國防和安全上依賴美國，但我們的經濟和貿易卻與中國緊密相連。

　　另一方面，中國既是鄰國，也是南海的聲索國。一方面，菲律濱在南海與中國存在持續的爭端。另一方面，中國是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關鍵投資者，也是“一帶一路”倡議下基礎設施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北京採用了雙重策略：透過經濟機會/合作進行利誘，同時在南海主張上展現海洋強硬姿態。這創造了一種推拉動態，使菲律濱政府需要在主權及主權權利與經濟實用主義之間進行權衡。

　　中等強權

　　日本以可信賴的合作夥伴及馬尼拉的平衡力量角色登場。從曾是菲律濱最大的官方發展援助來源國，日本現在正試圖將自身定位為“安全提供者與國防合作者”，並擴展防務關係。《互惠准入協定》——為軍事部署和訓練提供法律框架，這是日本在亞洲的首個同類協定——以及聯合海上演習，反映了東京準備好支持馬尼拉的安全與防衛需求。因此，日本現在不僅提供財政援助，馬尼拉更將其視為在亞洲抗衡中國的力量。

　　其他主要強權也扮演關鍵角色。一些北約成員國支持基於規則的秩序及二零一六年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的仲裁勝利，同時提供貿易激勵。澳洲，作為馬尼拉日益增長的戰略安全夥伴，透過年度防務對話、在南海的聯合海空巡邏，以及參與主要軍事演習，加強了與菲律濱和美國的聯合演習及三邊合作，其重點和強調在於所謂的“基於規則的秩序”、“航行自由行動”、海洋領域意識以及經過風險校準的聯盟行動。

　　另一方面，印度，作為一個硬實力助推器，雖然較不突出，但正深化防務關係，例如出售布拉莫斯飛彈等即是明證。此外，在東盟內部，特別是同樣與中國在南海存在爭端的聲索國，如越南和馬馬來西亞，是倡導集體方針的天然合作夥伴。然而，它們奉行避險策略，以經濟實用主義為主導，同時維護其國家利益、主權和戰略自主性。

　　所有這些都使菲律濱面臨一個戰略困境：中國在經濟領域的重要性、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以及成為美中戰略競爭代理戰場的持續風險。

　　結論：可行之路

　　那麼，我們有哪些可行之路？首先，是避險策略，其核心是中立的、真誠的且獨立的外交政策，與美國維持安全合作與聯繫，但並非在條約盟友的框架內。這種方法使國家能夠在大國競爭中有更多籌碼進行周旋，同時在貿易和經濟上與中國接觸。其次，是多邊主義，將南海爭端置於東盟和國際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框架內。第三，是多元化，透過加強與東盟成員國以及關鍵中等強權(如日本、歐盟、澳洲和印度等)的夥伴關係，以減少對美國的過度依賴，並透過加入新興的以全球南方為導向的多邊組織，如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最後，是國內韌性，可透過投資於自主的防衛態勢和武裝部隊、促進/增強經濟競爭力、發展與繁榮，以及應對維護戰略自主性、獨立性和主權的挑戰來實現，以確保定義我們外交政策選擇的是我們的國家利益和安全，而非外部競爭。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必須明智且務實地駕馭大國競爭和戰略對抗的潮流。關鍵在於確保在巨人的碰撞中，像我們這樣的國家的聲音不會被淹沒，而是能被清晰地聽見。

　　歸根結底，菲律濱不需要借來的外交政策。它需要一個由菲律濱人建立和擁有的外交政策。我們最大的風險並非中國或美國本身，而是一個缺乏遠見、未以和平、我們的國家利益和安全為基礎的、隨波逐流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