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西:《給阿嬤的情書》照見東南亞華人的身份認同

　　一部電影，為何會掀起一場關於國家認同、族群認同與地緣政治的激烈辯論？

　　近期席捲中國票房的潮州話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原本只是一部講述泰國華人家族故事的溫情作品。影片透過三代人的命運，描繪華人移民在異鄉扎根、傳承文化與維繫親情的歷程，以潮州話、家族記憶和鄉愁為主軸，成功打動無數觀眾。然而，當這部電影被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統戰部)公開點名肯定，稱讚其展現海外華人“血脈相連、情感相通”的價值後，它的意義便不再局限於電影本身，而迅速演變成一場關於中國文化影響力的國際討論。

　　支持者認為，《給阿嬤的情書》不過是中國電影工業日益成熟的成果，也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次成功實踐。電影講述海外華人的故事，本來就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能夠喚起散居世界各地華人的共同記憶與文化情感，無可厚非。

　　然而，在不少東南亞國家，尤其是新加坡，另一種聲音卻逐漸浮現。當一部描述海外華人生活的電影，被納入官方“講好中國故事”與統戰工作的敘事框架時，便難免令人質疑：文化交流是否正在被賦予政治使命？原本屬於文化與歷史記憶的作品，是否因此被賦予了新的政治意涵？

　　新加坡《聯合早報》便公開提出批評，認為電影引發的爭議，不在於藝術本身，而在於官方賦予它的政治定位。這場討論很快超越電影內容，延伸至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隨著中國國力快速崛起，北京是否正試圖透過文化作品重新塑造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

　　巧合的是，就在這場討論持續發酵之際，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訪問中國期間，再次重申了新加坡長期堅持的立場。他明確表示，新加坡雖然是一個華人占多數的國家，但同時也是一個多元種族社會，是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新加坡與中國發展友好關係，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而不是共同血統或族裔。

　　李顯龍這番話之所以引起國際媒體高度關注，正因為它點出了東南亞華人社會數十年來一直努力區分的兩個概念——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

　　東南亞華人大多保留著中華文化的傳統。他們祭祖、過春節、說華語，也可能說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甚至仍然珍藏祖輩從中國帶來的族譜與家書。然而，這種文化傳承，並不意味著政治認同的延伸。今天的泰國華人首先是泰國人，馬來西亞華人首先是馬來西亞人，新加坡華人首先是新加坡人，而菲律濱華人首先也是菲律濱人。他們的祖先或許來自福建、廣東或海南，但經過數代人的融合與發展，他們的國家歸屬早已建立在出生、生活與共同命運之上，而非祖籍所在地。

　　對菲律濱華人而言，這種感受或許更加深刻。菲華社會百餘年來始終在保存中華文化與融入菲律濱社會之間尋求平衡。一方面，華校、宗親會、商會與各種文化團體努力保存語言與傳統；另一方面，菲華社會也始終強調忠於菲律濱、服務菲律濱，積極參與國家建設。尤其近年菲中因南海問題關係緊張，更令不少菲華人士反覆強調：熱愛中華文化，並不等同支持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立場；保存祖先文化，也不代表改變自己的國家認同。

　　事實上，海外華人的身份本來就具有多重層次。一個人可以認同中華文化，也可以完全忠誠於自己的國家；可以懷念祖先來自潮州、泉州或廣州，也可以毫不猶豫地認同自己是菲律濱人、新加坡人或泰國人。文化可以跨越國界，國籍卻屬於現實；歷史可以共同分享，主權卻不能混為一談。

　　《給阿嬤的情書》之所以成為一部現象級電影，正是因為它喚起了海外華人共同的歷史記憶。然而，它所引發的爭議也提醒我們，在當今國際政治環境下，任何涉及海外華人的文化敘事，都難以完全脫離地緣政治的解讀。

　　或許，真正值得珍惜的，不是將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畫上等號，而是尊重海外華人社會歷經百年所形成的多元身份。當文化成為彼此理解的橋樑，而不是政治立場的標籤，《給阿嬤的情書》所承載的情感，才能真正跨越國界，也跨越不同制度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