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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衍德:赴菲訪學的意外收穫 ——重溫我的《旅菲日記》(六)

2026年07月09日 23:49 稿件来源:菲律賓商報   【字体:↑大 ↓小

稿件来源:菲律賓商報

2026年07月09日 23:49

  被稱為“象牙塔”的大學,除了從事教學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學術研究,而學術研究是沒有國界的,所以大學的國際交往似乎是天經地義的。然而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大學的對外交往是少之又少的。當改革的春風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出國留學的大潮便隨之而來。緊隨其後的是大學教師的出國交流學習,我有幸躋身其間,於1992年3月從廈門大學來到馬尼拉雅典耀大學,開始了為期一年的訪學交流。

  那次訪學使我大開眼界,吸收了許多在國內難於得到的知識與經驗,並促使我開始進入華僑歷史研究的領域。除了赴菲之前制訂的研究計劃逐步得到實施之外,我還意外地得到了許多其它收穫。這些收穫並非都在訪學的一年中實現,有的是在離開菲島後才開花結果,但究其緣由,卻源於在菲的學習與工作之中。翻開我的《旅菲日記》,一樁樁一件件便浮現於我的腦際……

  第一個意外的收穫是在離菲返國途中於香港停留期間最終實現的。我在1992年7月3日的日記中有一句流水賬式的話:“下午在家,給香港大學歷史系的顏清湟先生寫了一封信,然後看書。”此前我獲悉顏先生正受聘於香港大學為歷史系主任,他因華僑史研究而聞名於國際學術界,我遂萌生了返國途中拜訪求教於他的念頭(我原本就計劃在香港停留)。雖然我與他素昧平生,也無人牽線搭橋,但我還是冒昧給他寫了信。在信中我表達了對他的仰慕,還介紹了我在菲島華人社區調查研究的成果。當然我對收到回信並不抱太大希望,然而驚喜還是發生了:“今天在(雅典耀大學)中國研究室還收到顏清湟先生寄自澳大利亞的信,告知他已離開香港大學,我給他的信是港大轉去的。此信寫於7月22日,可能是托人帶來的,因信封上沒有郵票和郵戳。”(1993年9月23日日記)也就是說,我去信80天後即看到了他的回信,而這一去一來都是跨越大洋的。

  這位虛懷若谷的學者在信中寫道:“你明年3月返廈門路過香港,如有時間當然可以到香港大學歷史系一訪。現系主任呂元驄教授是我的舊同事,我相信他會歡迎你的到訪。”信中他還介紹我去香港中文大學找他的老友鄭赤琰教授。1993年1月22日我在日記中又簡略地寫道:“上午……給香港大學的呂元驄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鄭赤琰各寫了一封信。”月餘之後,2月25日我“與香港大學歷史系主任呂元驄通了電話,他同意我用中文講《自然環境的變化對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這一講座,時間安排在3月12日下午3點。他要求我用傳真將詳情報告他。”(當天的日記)次日我便將傳真件發出。僅憑我的自我介紹,顏先生就為我打開了講學之門。而港大並不講究論資排輩那一套,對我這樣的藉藉無名之輩何等包容(當時我只是一名講師),還特別允許我用中文講課(港大的教學言語乃是英文)。只重學問不重地位,這才是真正的知名學府啊!我在港大的講課圓滿結束後,心中的慨歎至今猶存。多年以後見到顏先生本人時,更是感慨莫名……

  第二個意外收穫的故事延續的時間更長。在菲訪學期間,我在華裔青年聯合會查閱資料時,發現了一本中英文雙語期刊《亞洲文化》,這是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出版的年刊,上面的文章讀來饒有興味,作者來自世界各地,大大開闊了我的眼界。不久,我便將一篇來菲後寫成的論文投稿給了該刊。在1992年8月29日的日記中我寫道 :“上午去郵局,將我的文章《試論菲華社會的宗教融合》寄給新加坡《亞洲文化》主編廖建裕博士,用掛號信寄,花了28比索。”同年12月30日,我又給廖先生寫了一封信,並附上我的另一篇文章《馬尼拉華人的閩南地方神崇拜》,我在日記中也記下此事。回國後不久我即收到他的回信,告知編委會已審閱我的兩篇文章,並決定採用閩南地方神崇拜那一篇。1993年8月《亞洲文化》第17期刊出了我的文章,這是我第一次在海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1993—1994年間,我與廖先生先後通了6次信。接下來,該刊第18期(1994)、第21期(1997)又發表了我有關菲律賓華人的兩篇論文。我與廖先生成了好朋友,還多次在新加坡見面暢敘。從菲律賓到新加坡,意外的收穫接連不斷。

  翻閱我的《旅菲日記》,稱得上意外收穫的事其實不少。這裡謹再記一件。“今天上午與王國柱一起乘空調大巴去甲米地……我們沿著主要大街來回逛了一下,還到市場看了一下。在菲華商會和一座教堂外拍了照片……”(1992年12月4日日記)王國柱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博士候選人,赴菲搜集論文資料,與我成了鄰居。他的閱歷比我豐富,研究能力也很強,與他的交往讓我收穫不小。“上午跟王國柱一起去國家圖書館,在他指點下,我借閱了幾本從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新閩日報年刊》,在裡面找到不少寶貴的資料……今天共做了十張卡片,收穫不少。”(1992年12月11日日記)我們經常聊天,我從他那兒瞭解了許多學術方面的信息。離開菲律賓後,我還與他保持聯繫。他的博士論文《菲律賓經濟中的華人,1898—1941》(英文版)出版後,我還收到了他寄贈的一本。偶然的相遇,使我倆的人生軌跡出現了交集。如果不是緣分,如何解釋這樣的意外帶來的收穫呢?

  渺渺往事,犖犖心間。菲島賜福,我當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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