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文成:《記者生活的回憶》（二）

　　商報的獨家新聞何止“盜墓事件”？當年莊子修遭槍殺的消息每家華報都有，但能夠拿到黃素端生前留下的那本控訴始亂終棄、血淚斑斑的日記，只有商報，這控訴激起了華社普遍的同情，讀者甚至還捐款為黃素端在義山建碑。這紀念碑相信至今還豎立在義山，應該會有破損，華人社會如果有有心人應該為它整修一下，以刷新人們的記憶，對今日道德淪喪的華人社會該會有點警惕作用吧？

　　黃素端殺槍莊子修雖然是一宗情殺案，但引起社會的反應，久久不能平息。由於莊子修是當時華僑社會最有名的業餘劇藝社的會員，無形中業餘劇藝社也被拖累了。

　　當時華社風行著一種補藥，即把一些中藥材飼“九龍蟲”，然後以服用這些九龍蟲來滋補身體。九龍蟲的生殖能力特別強，，因此，有些人把劇藝社比作九龍蟲洞。當年新疆書店還在王彬街，現在友誼門的附近，經常聚集一些人在聊天，洪忠是其中的一個，免不了對九龍蟲發表一些評論，因此得失了一些人。

　　有一天清早，洪忠自他住家走往他兼職的義山北區商會上班，在途中突然遭受一名手執帶刺魧魚尾的菲漢襲擊。傷勢雖然不嚴重，但當時僱凶襲擊記者的事，在僑社是件大新聞。

　　於是，社會議論紛紜，岷警局不得不“緝兇”，後來市長轆遜也表示關心，組織一調查小組，當時我是商報採訪警局的記者，就指派我當聯絡員。當時陳華嶽除了採訪國會外，還兼採訪岷市政府，他跟市長轆遜的私人關係很好，從市長那邊，他早就得知，洪忠案不是那麼簡單，幕後還涉及一些不正當華僑商人，這是他們的一個陰謀，要給商報一點顏色看。

　　有一天凌晨一時多，我剛回家，來了兩名警局調查員，說已抓到洪忠案的主謀，要我到警局走一趟。在他們的陪同下，我立刻跟著他們走。但我們的車子不是往警局，而是走向羅哈斯(當時杜威大道)，美使館對面的菲人旅社(HOTEL FILIPINAS)。一進門，在一塊圓形的餐桌邊，已坐了幾個人，包括顏鋉，我的陪同告訴我，洪案是小事一樁，大家坐下來談，讓他們認個不是，就可和好如初。

　　到此，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不是來抓人，而是被人抓來了，“烏龍”一條。於是我掉頭就走，說和解的事我不能作主。

　　這件事就這樣懸著，不了了之。

　　一直到1972年，馬科斯宣佈軍法統治，他一方面大舉拘捕著名報人，鎮壓異議份子；一方面全面清除犯罪份子，進行“新社會”改革，顏鋉是其中一名被捕嫌犯，後來他以毒販罪名成了馬科斯軍統的祭旗，被槍斃了！

　　對涉世未深的我，當年的商報是一片遼闊無邊的綠茵草原，任我馳騁。中國影后李麗華，在好來塢影片“中國娃娃”突然變“成”啞吧明星，我就加以筆伐，在台灣國民黨控制下剛成立不久的商總的一些作為，我們進行抨擊，商總以霉米救濟中呂災民，我就加以揭發。霉米事件，我跟于長庚老總同時獲得菲全國記者總會(NPC)和STANDVAC石油公司聯合舉辦的華文新聞寫作獎。《商報》案發生後，我又中了另一類型的“獎”，聽說有人專為我懸賞五萬元，買我的腦袋。

　　抨擊李麗華雖然是篇影評，但當年的華僑社會不像今日，他們認為是中國人的一種恥辱，出賣中國人的尊嚴，反應也很劇烈，放映“中國娃娃”的戲院，首映第二天就停映，據說是戲院的座位受到觀眾的破壞。

　　當時，西片首二輪電影院公會主席是楊照星先生，就立刻停止刊登在商報的那每天二全版電影廣告，這對商報來說，是非常“慘重”的損失。

　　後來，一名在三巴羅經營二輪戲院的商報前“公班牙”，憑著他與楊照星的關係，自告奮勇，要為李麗華案進行調解，結果，對方的條件是：只要辭掉那名寫影評的記者，電影廣告立刻恢復。

　　條件雖然簡單，但對于氏兄弟這是項嚴峻的考驗，一面是經濟效益，一面是辦報的原則，最後他們兄弟的決定是“刀下留人”。

　　這是于氏兄弟對這個“麻煩製造者”的肯定。在一次陪同我去看牙醫時，那是第一次商報案發生後我獲保釋不久，途中，于長城夫人楊綾瑞就有怨言，她問：“少年家，少年家，你們這樣橫衝直撞，結果怎麼樣呢？”當時我無從答辯。但是第二次商報案發生時，于氏兄弟被綁架往台時，這位大家閨秀，標準的家庭主婦，卻登上電視台，向社會控訴當權者的蠻行和對他的夫婿和小叔的不公平。突然間，她成了敢向敵人投槍的勇士，她的勇敢令人刮目相看。

　　世事千變萬化，在寂寞、無聊的退休歲月中，偶而想起那綠茵的草原，我還是那麼嚮往。但我又想不通這草原為什麼突然間變成了一片荒蕪的古戰場，只讓後人憑弔而已？(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