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峰:“危機”也是轉機

　　最近，中國志願者老師緊急撤離回國的事情鬧得沸沸揚揚，菲華媒體“湧出”了不少關於這方面的報導和評論。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為菲律賓華教和華校著想，要麼對華教和華校的發展表示擔憂，要麼出謀劃策希望能夠幫助華教和華校解決問題。

　　不過，也有少數撰稿人關心則亂，言辭過於情緒化，讓讀者對當前的菲律賓華文教育形式產生誤解。這樣的敘述雖然出於善意，卻可能在無形中放大了公眾的焦慮、模糊了問題的焦點，不利於菲律賓華文教育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甚至被某些有心人士所利用。

　　近幾天，不少朋友紛紛致電筆者進行交流，筆者分享了一些看法和想法。朋友們認為筆者應該把這些都寫出來，與大家一同分享。筆者思索再三，覺得菲華社會熱心人士的關注重點略有偏差，希望能夠借著此機會與大家一起理清菲律賓華文教育的真實脈絡，探索菲律賓華文教育的發展之路，從而對症下藥，免得被有心人士所誤導。

　　(一)中國教師的作用

　　現在關於中國志願者教師的新聞報導和評論文章給讀者一種感覺，好像沒有了這150位中國教師，菲律賓華校就教不了中文，菲律賓華文教育的“天”就要塌了。筆者認為，分析問題不能憑感覺，而應依據客觀的數據，這樣才能撥開情緒的迷霧，看清真實情況。

　　菲律賓現有華校近140所，如果將這150位中國教師平分下去，一所華校只能分到一位老師再多一點頭髮。難道這150位中國教師都是“超人”，能夠一個人上完從幼稚園到高中，整整十五個年級的課程？難道兩千多名菲律賓本土中文教師，都是白拿薪資不教書的，只負責在一邊“搖旗呐喊”？任何人認真想一下都會覺得“匪夷所思”。

　　菲律賓華校缺少中文教師是一個歷史性問題，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師資短缺難題。如果按照一所華校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級來計算，140所華校就需要2,100名中文教師。更何況很多華校每個年級就有好幾個班級。所以，菲律賓華校不是只缺150位中文教師，而是缺少上千名中文教師。

　　那麼，這150位中國教師的作用是什麼？

　　我們還是用客觀數據來分析：

　　2026年9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佈“2025年國際學生評估專案(PISA)結果”。中國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的15歲學生，在“科學”和“數學”兩個項目以597分和612分高居榜首，在“閱讀”項目以527分排名第二，僅比排名第一的新加坡少了8分。而菲律賓學生在這三個項目的得分分別為：科學373分、數學371分、閱讀367分，不僅遠低於中國學生，比起美國的502分、463分、490分，以及OECD平均分482分、463分、461分也是相差甚遠。

　　(表一)PISA 2025成績，括號內為菲律賓跟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差距。

　　“PISA 2025”覆蓋全球91個國家和地區，參與學生人數超過76萬名，測試對象涵蓋了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學生。因此，這一測評結果對於客觀評估菲律賓基礎教育的真實水準，具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

　　菲律賓教育部每年都會對全國註冊在案的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進行“全國專業評估考試(National Achievement Test，簡稱NAT)”，對象分別是六年級、十年級和十二年級的學生。按照筆者瞭解的情況，菲律賓華校在NAT評估中的整體表現非常優異。比如，聖軍中學在2024-2025學年度馬尼拉市私立學校NAT評估中奪得第一名；僑中學院總校在馬尼拉市私立學校NAT評估中，長期名列前20名。其他華校雖無報導，但是根據筆者所知，大馬尼拉地區華校無論大小，大部分都能位列排名前5%；外省華校的表現更加優秀，絕大部分均能位列排名前3%。

　　根據統計，菲律賓華校學生的英文成績通常明顯優於菲律賓公立學校的學生，菲語成績則與公立學校持平或略微落後。菲律賓華校通常實行“三語制教學(英語、菲語、普通話)”甚至“四語制教學(英語、菲語、普通話、閩南話)”，按照常理，華校學生的學習精力被大幅分散，語言學習負擔遠高於公立學校，其學業成績應該遜於公立學校學生才對。然而，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為什麼呢？

　　有人認為，是不是華校教師的薪資比其他私立學校或公立學校高，能夠擁有較高水準的英語和菲語教師，因此教學質量比其他學校好。答案正好相反。現在公立中小學的初級教師(Teacher I)是按照第11級薪級(SG 11)領薪資，每個月的基本薪資為31,705比索；如果升到骨幹/高級教師(Master Teacher I)，則按照第18級薪級(SG 18)領工資，每個月的基本薪資為53,818比索。而且所有教師每年都能夠領到14個月薪資；除了基本月薪外，公立學校教師通常還能享受每個月2,000比索的個人經濟救濟津貼，以及每年10,000比索的免稅教學津貼。

　　相比之下，大部分華校的初級教師只有每個月20,000比索的基本薪資。公立學校骨幹/高級教師的月薪已經超過了大部分華校主任的月薪，甚至超過了一些微小型華校校長的月薪。而且大部分華校的校長、主任和教師每年只能領到13個月薪資，還享受不到公立學校教師的個人經濟救濟津貼和免稅教學津貼。因此，華校中英文教師只能通過課外的督課來獲取額外的報酬。但是，這些報酬非常不穩定。所以，不少華校的英語和菲語教師只是把華校當為“跳板”，考到“專業教師執照(PRC License)”後就立即跳槽到公立學校。長此以往，華校成了公立學校的“教師實習基地”。

　　那麼，為什麼華校的英語和菲語師資力量不如公立學校，學生的英文成績反而優於公立學校呢？

　　筆者認為，除了公立學校的班級規模過大以及師資短缺這兩個因素，更重要的是：華校學生學習中文，能夠促進英文和菲文的學習。

　　也許有人覺得這個結論不可思議，但其背後有著堅實的認知神經科學依據。

　　2005年，中國教育部“認知科學與學習重點實驗腦功能成像中心”與香港大學譚力海教授團隊合作研究發現，拼音文字與漢字在認知加工上存在顯著差異。講拼音文字的人，其語言處理主要依賴後腦的韋尼克區和前腦的布羅卡區；而中文作為表意文字，其方塊字形和聲調特徵，要求大腦在調用傳統語言中樞的同時，額外啟動負責空間信息處理和視覺工作記憶的腦區。這意味著，學習中文不僅不會給大腦造成額外負擔，反而能像“全腦體操”一樣，鍛煉出更強的跨語言認知能力和執行功能，這種底層能力的提升會自然遷移到英語和菲語的學習中。

　　其次，掌握一種語言是真正深入理解其文化，並形成相應思維方式的根基。華校學生通過“三語學習(英語、菲語、普通話)”，不僅能夠掌握這三種語言工具，更能夠在潛移默化中吸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邏輯與思維方式，即英式思維、菲式思維、中式思維，以及這三種思維方式的結合和融合。這種跨文化的認知訓練，使得華校學生雖然在學習初期面臨更大的挑戰，但是隨著認知框架的成熟，他們往往能展現出極強的發散性思維、語言分析能力和概念形成能力。這就是華校學生的綜合素養和學業表現，能夠顯著優於許多同齡人的根本原因。

　　菲律賓華校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優秀的成績，一方面來源於本土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另一方面也得益於中國及其它國家和地區華教工作者的鼎力相助。

　　眾所周知，菲律賓華語教師隊伍除了數量上的短缺問題，還存在著一個更為深層的結構性問題——本土師資的專業化程度普遍不足。客觀數據顯示，菲律賓本土華語教師中，教育專業畢業的比例極低，絕大多數教師並未接受過系統的師範教育訓練。以旨在獎勵教育專業的“中信菲律賓華校華語教師專業獎”為例，具有教育學曆或類似資格的菲律賓本土華教工作者每三年可申請該獎項，第十一屆有71位華教工作者獲獎，第十二屆有73位華教工作者獲獎，第十三屆有60位華教工作者獲獎，三屆相加總和為204位；就算以最樂觀的假設進行估計(即還有一半夠格的老師沒來申請)，擁有教育學曆的本土華語教師僅占整個菲律賓華語教師隊伍的20%。

　　如果讓本土華語教師闡述自身的教學經驗和心得，他們可以侃侃而談，說出很多實際案例。但是，如果讓本土華語教師說一下這些教學經驗和心得基於何種教育教學理論，或者可以總結成什麼教育教學理論，那麼很多教師往往難以用理論術語進行系統闡述。

　　幸運的是，菲律賓華教工作者深知自身的短板，並敢於自我挑戰。在127年的菲律賓華教歷史進程中，菲律賓華教工作者一次次地推動改革與轉型。從開創時期的私塾教學，到近代的華語文教學，再到現代的中文二語教學，菲律賓華教工作者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研學態度，在不斷的自我否定與重塑中，探尋著華文教育的生存與發展之道。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教師提供了最大的支持和幫助。

　　新冠疫情之後，海外華文教育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傳統的“對外漢語教學”模式已難以完全適應新時代海外中文教育的高質量發展需求。因此，對外漢語教學已經開始向“國際中文教育”轉型發展。

　　目前，國際中文教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仍在不斷探索中。中國志願者教師處於專業成長的早期階段，思想還未固化，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具有非常強的創新精神。更重要的是，志願者教師在探索國際中文教育發展的過程中，能夠扮演“理論落地”和“教研示範”的雙重角色。他們通過公開課、聯合備課、教學研討等形式，將抽象的教學理論轉化為具體的課堂操作，幫助本土教師熟悉教學流程，梳理教學邏輯，並共同探討如何將傳統的母語教學經驗與科學的第二語言教學規律相結合，從而提升了本土師資的專業化水準。

　　所以，中國教師在菲律賓華校的存在並不是簡單的“中文知識傳授者”，而是更為關鍵的“教學理念傳播者”和“教育改革推動者”。他們的存在不僅能夠提升華校的中文教學水準，更能夠提升華校學生的中文水準，並促進其中、英、菲三語能力的協調發展，是培養菲律賓新生代人才的“良師益友”。

　　(二)菲律賓華校的作用

　　根據菲律賓教育部統計，全國共有61,000多所K-12基礎教育階段的中小學校。其中，公立中小學47,188所、私立中小學14,458所、大學附屬中小學271所。140所華校只占菲律賓中小學總數的千分之二點三，不到全國私立中小學總數的百分之一。

　　在學生規模方面，菲律賓全國中小學的學生人數大約為2,760萬。其中，公立中小學的學生人數大約為2,086萬，私立中小學的學生人數大約為220萬至250萬，華校中小學的學生人數大約為7萬到8萬。華校學生人數僅占全國中小學學生總數的千分之二點九，只占全國私立中小學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三左右。

　　(表二)華校的規模和學生人數在菲律賓基礎教育體系中的巨大差距

　　如果根據某些人的抹黑邏輯，認為華教和華校是用來進行“滲透”的。那麼筆者實在想不通：僅占菲律賓中小學總數千分之二點三、學生人數僅占全國中小學學生總數千分之二點九的華校，究竟哪來的這麼大能耐？

　　我們再來看看華校對菲律賓社會所作出的貢獻。舉一個比較鮮活的例子：在剛剛結束的2026年日本愛知·名古屋亞運會上，菲律賓代表團共獲得了4枚金牌、9枚銀牌、16枚銅牌，創下了60年來的亞運獎牌總數最佳紀錄。其中，獲得金牌的共有3位選手，Carlos Yulo(2枚)、Ernest John Obiena( 蔡華強，1枚)、Jeus Gabriel Derick Yape(1枚)。在田徑男子撐竿跳高專案中獲得金牌並打破紀錄的蔡華強，正是菲律賓中正學院的校友。僅占全國中小學學生總數千分之二點九的華校，為菲律賓爭取了四分之一的金牌數量。

　　當然，體育只能反映一個國家軟實力的某一部分。真正反映出一個國家的實力，必須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其中，經濟、科技、軍事是硬實力的基礎，文化、藝術、體育則屬於軟實力。

　　根據網上的資訊，菲律賓華人占總人口不到2%，卻在經濟領域發揮了主導和支柱作用，有的說掌控70%的經濟，有的說控制80%的財富。這樣的說法很容易產生兩個誤解：一、華人都是富人；二、華人在剝削菲律賓人。

　　為了打破這種刻板印象，我們需要厘清華人在菲律賓的真實人口構成：居住在菲律賓的華人大約100多萬，占菲律賓全國人口總數2%；但是超過1,000萬菲律賓人擁有或被認為有華人血統，占比為20%。居住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不到5千，占比低於0.01%；擁有部分歐洲/西班牙血統的後裔，人數大約225萬到375萬，占比為3%-5%。居住在菲律賓的美國人不到7萬，占比低於0.05%；純美國血統與美菲混血兒，人數大約75萬，占比為1%。居住在菲律賓的日本人大約1.26萬至1.33萬，占比為0.01%；擁有日本血統但未保留日本國籍的日裔後代，人數大約10萬-20萬，占比為0.08%-0.17%。

　　(表三)菲律賓的獨特民族構成與多元文化交融

　　雖然這組數據無法進行簡單的同類對比——這裏的“華人族裔”指的是仍保留一定華人社區聯繫、認同華人群體、部分使用閩南語或瞭解自身祖籍的“狹義華裔菲律賓人”；“華人血緣”指的是人類學家根據歷史基因、家族口述及生物學血統推算出的廣義人群。但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華人與菲律賓原住民的血緣融合度的最高的。

　　這充分證明，華人早已將菲律賓視為第二故鄉，他們不像歷史上的殖民者那樣對菲律賓進行掠奪和剝削，而是與菲律賓各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共同建設這片家園。

　　因此，菲律賓華人在經濟領域發揮了主導和支柱作用，不是“控制”，更不是“剝削”，而是撐起了整個國家70%-80%的經濟命脈，並深度融入了菲律賓國民經濟的血脈之中。

　　除了在經濟領域，菲律賓華人在其他領域也實現了與主流社會的深度融合。比如，在國家最高層級有：參議院議長張僑偉、社會福利與發展部長張僑倫，以及前總統發言人陳顯達、前科技部長蒙特約、前稅務局長洪欣欣。在軍事領域有：獨立革命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劉亨賻將軍，以及二戰中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菲律賓華僑抗日遊擊支隊(華支)和菲華安堡退伍軍人會等。在教育、文化、藝術領域作出貢獻的菲律賓華人更是數不勝數。

　　另外，我們也能從“100萬‘狹義華裔菲律賓人’”和“1,000萬廣義華裔血緣人群”的對比中，看出堅持開展菲律賓華文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這個對比直觀地顯示，由於缺乏華文教育的維繫，菲律賓華裔族群中至少有900萬擁有華人血統的後裔，在歷史長河中流失了自身的文化認同與族群身份。

　　(三)“危機”也是轉機

　　說了那麼多，筆者只是想讓大家明白，不能把“這150位中國教師的撤離”簡單地視為師資隊伍的流失，而應該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菲律賓本土華語教師應該勇敢地承擔起華語教育教學研究的重任。同時，筆者也想強調一點：我們看待問題絕不能單純憑感覺，而必須堅持數據導向、科學分析，在穩紮穩打的試點實驗中探尋出路，最終實現全面推廣。

　　社會各界提出的對策也非常中肯，凝聚了菲華社會共識的破局之策，主要集中在以下這幾點：提高教師待遇、加大培養本土華語教師的力度、促進本土華語教師隊伍的專業化建設，以及探索創辦獨立的本土中文師範院校。

　　但筆者想指出一點：這些建議以前就有人提出過，也有人動手實施過，可為什麼菲律賓華文教育至今仍被同樣的問題所困擾。這不禁讓人反思：是不是我們破局的第一步，從一開始就走錯了？

　　筆者認為，要實現以上設想，首要任務在於：建設一套真正符合菲律賓華文教育現狀與本土實際的華語教育教學體系。這項任務無法依靠外部照搬，必須由菲律賓本土華教工作者紮根實踐來完成。

　　危機之中往往孕育著破局的轉機。這150位中國教師的撤離，恰恰提供了一個倒逼菲律賓華教工作者進行自身改革、開展教育教學研究的絕佳契機。因為中國教師已經將他們的“科學的教研邏輯”和“不斷進取的創新精神”播撒到本土華教工作者的心中，我們絕對不能辜負他們的努力和奉獻。

　　127年的菲律賓華教歷史也多次證明，菲律賓華教工作者不是“溫室裏的花朵”。面對一個又一個困境，他們一次又一次勇敢地擁抱挑戰，敢於自我否定、自我革新、自我重塑，開創更加美好和廣闊的未來。

　　風雨雖驟，但根基已深，讓我們共同將外部的壓力轉化為內部革新的動力，讓今天這場稱不上危機的“危機”，真正成為菲律賓華文教育邁向更加獨立、更加專業、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的重要轉捩點。這，才是我們在面對風波時，應有的清醒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