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藝：漫話魯迅的散文

　　自1978年在《東方日報》上發表第一篇小說始，屈指算來，筆者在菲華報刊“塗鴉”了四十七年。

　　早期，以寫雜文和遊記為主；“千禧年”之後，則寫隨筆和遊記為多。十二部拙著，諸位“看官”都是“評判者”，優劣自有公論，無需筆者多言。

　　我之熱愛雜文和隨筆，主要受魯迅先生的影響。

　　魯迅先生之偉大，我們只需看他死后出殯時成萬上海市民自發地湧上街頭為他“送行”，以及在他的棺上覆蓋“民族魂”的大旗，就能深刻地感受到。

　　魯迅先生的作品，足足影響了五代的中國人，至今，我們仍在學習、研究、引用它的作品。

　　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對于魯迅先生的評價是：“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又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怒顏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寶貴的性格。”(《新民主主義論》)。

　　1956年，魯迅遷葬於上海虹口公園，毛澤東主席親筆題“魯迅先生之墓”。

　　我們不得不承認對於魯迅先生的評價，“海峽兩岸”是出現“兩樣情”的。中國大陸的人民視魯迅先生為“時代的舵手”、“青年的導師”；台灣的“反動派”和“台獨分子”則視魯迅先生為“離經叛道”、“洪水猛獸”，就像當年人們對魯迅先生的作品的評價一樣。

　　魯迅先生有“四絕”——小說、雜文、散文(隨筆)和文史研究，樣樣皆絕妙。

　　在這裡，筆者只想談一談魯迅先生的隨筆。魯迅先生的隨筆主要見於《野草》和《朝花夕拾》。

　　隨筆，這種文體產於西洋(英國)，英文稱ESSAY，於“五四”時期傳入中國。郁達夫先生說：“五四”時期凡“弄弄文墨的人”都曾讀過，並深受其影響。那麼，甚麼是“隨筆”？魯迅先生的解釋是：“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上，倘在夏天，則披浴衣，啜苦茗，隨隨便便，和好友任心閑話，將這談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ESSAY。”(《出了象牙之塔，ESSAY》)。

　　在《門外文談》一文中，魯迅先生又說：“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閣樓里的鄰人，坐在一起，乘涼，‘談閒天’。”這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氛圍，自然、親切、和諧、寬鬆，每個人既是“說話者”，又是“聽話者”，彼此處于絕對“平等”的地位。魯迅先生對那些以權威、啟蒙者自居，我“說”你“聽”，我“啟”你“蒙”，強制灌輸的所謂“佈道”式，“演講風”的作品深惡痛絕。魯迅先生在他的散文里，盡管處處可以感到作者思想的深刻，但絕無“居高臨下”、“盛氣凌人”之態，卻時時顯出“平易近人”的風姿。

　　魯迅的散文，充溢著一股真摯之氣。他總是向讀者(聽者)作“掏心窩”的精神對話。然而，他自歉地說：“偏愛過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為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裡的話照樣說，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對解剖我自己……。”(《寫在《墳》後面》)。

　　中國大陸的學者錢理群先生認為：“魯迅的散文有自己的獨特的話題，關於“愛”與“死”。如：《婦人為死所捕獲》(又名《死和女人》)、《阿長與山海經》、《父親的病》、《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怎麼寫》、《女吊》、《雪》、《死火》、《秋夜》、《這樣的戰士》等等。……這“慈愛”與“悲愴”互為表里，構成了魯迅散文的特殊韵味；也構成了一部活生生的魯迅生活史與精神發展史。”(《走進當代的魯迅》)。

　　我敬仰魯迅先生“憂國憂民”的精神和“硬骨頭”的性格，所以，我熱愛雜文和隨筆。並嘗試在創作中把雜文溶入隨筆。這就予人一種印象——筆者寫好的是“散文式的評論”。論真切，寫的仍是隨筆。

　　很遺憾，菲華文學擁有百年歷史，缺乏的，正是魯迅式的人物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