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 戈 ：菲律賓中華總商會的維權抗爭

　　菲律賓華僑史上，西文簿記案是最具標誌性的權益抗爭事件。1921年，菲律賓議會通過法案，規定所有商業簿記須用英文、西班牙文或菲律賓文記賬。對于普遍使用中文記賬的華僑商業而言，這不啻滅頂之災。在這場歷時五年的抗爭中，菲律賓中華總商會中晉江籍僑領發揮了核心領導作用，其策略與犧牲精神，至今讀來仍令人動容。

　　早在法案醞釀之初，施光銘便已警覺。《菲律濱中華總商會110週年紀念特刊》記載，西文簿記案“提議之初，先生認為此案對今後華僑商業之影響，關係至巨。故不避艱難，不辭勞苦，同諸會董，向菲議院及美國會據理力爭，議遂寢。斯事至今猶為僑界所不能忘焉”。黃呈標在擔任第九屆會長期間，“當西文簿記案提議之初，先生以此案與吾僑興衰，所關至巨，故不避艱難，同諸會董，協力向菲議院當局疏通。議遂寢，斯尤為僑界所不能忘焉。”然而法案最終還是通過了。此時，李清泉挺身而出。1921年，僑團召開緊急大會，“先生被推為領袖，決定交涉應與法律同時並進，乃派代表赴美控訴”。此後的漫長歲月裡，李清泉“計劃籌謀，寢食俱廢，由初庭而高等法院而美國大理院，幾經挫折，卒獲勝訴。非先生之毅力沉著，不能成此偉舉”。法律專家薛敏老“任代表而不辭勞苦萬里跋涉，赴美辯護。該案之撤銷，先生之功亦云偉矣”。更有楊孔鶯(南安後坑鄉人)以個人身份充當原告，“抱大無畏精神，毅然以身當之，按于岷里拉檢察廳，據理力爭，痛陳得失”。從前期疏通到後期訴訟，從戰略領導到法律辯護再到個人犧牲，晉江籍僑領各展所長，構成了一場集體勝利的多重支撐。

　　西文簿記案的成功抗爭，是晉江籍僑領群體智慧的結晶。施光銘、黃呈標的早期疏通，李清泉的戰略領導，薛敏老的法律專業，楊孔鶯的個人犧牲，共同構成了這場勝利的多重支撐。這一案例充分說明，在面對外部挑戰時，晉江籍僑領能夠形成統一的領導核心，各展所長，協同作戰，最終達成共同目標。

　　戰後菲律賓獨立，民族主義浪潮高漲，各類“菲化案”層出不窮。1952年12月，軍警在全國突襲圍捕華僑，短短數日被捕者達295人，史稱“禁僑案”。施性水時任理事長，聞訊後“即偕同楊秘書長世炳前往慰問各被捕人等，隨後並負責為他們傳遞家書”。在隨後一年多時間裡，他“發動組織援助小組，聘請律師團，以各種方法救助”。至1954年，大部分被捕僑胞獲釋或保釋，這場歷時九年的抗爭，為數百個家庭帶來了希望。

　　勞工菲化案的博弈同樣驚心動魄。法案規定工廠商店須僱傭九成菲籍職工，一旦通過，華僑商業將遭毀滅性打擊。施性水多次提交備忘錄，闡明該案“違犯國際法”“違背菲律賓憲法”“妨害公共利益”。1952年3月，他親赴岷里拉灣遊艇晉謁基仁諾總統，提出建設性意見。1953年，該案被參院擱置，抗爭取得實質性勝利。此外，1950年違價集體遣配案中，施性水聞訊後立即“巡赴亞波遊艇晉謁菲總統基仁洛”，懇切陳詞，最終92名被拘僑商中88名獲釋銷案。

　　縱觀這些維權抗爭，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是：晉江籍領袖群體在關鍵時刻總能形成統一陣線。地緣認同提供了天然的信任基礎，商業網絡確保了資源的迅速調動，宗親組織與商會相互配合形成救助網絡，代際傳承則使這種集體行動的責任感得以延續。施性水“受知于故前主席李清泉先生，後更為薛芬士先生所器重”，李逢梧繼承了李煥彩、李峻峰等人的慈善事業。從西文簿記案到禁僑案，從菲化案到遣配案，晉江僑領以其智慧、勇氣與團結，為華僑社會築起了一道道防護之堤。這些抗爭的歷史，是菲華社會最可寶貴的集體記憶，也是晉江精神在異域最閃亮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