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戈：戰後轉型與菲中關係中的讓德吳氏

　　菲律賓光復後，讓德吳氏宗親總會面臨的首要任務是戰後重振。日軍佔領期間，會務停滯四年，馬尼拉市區幾成廢墟，華僑家產損失殆盡。吳天為等宗親積極推動善舉公所、中華商會、教育會的重組與臨時校舍的建築。吳氏宗親迅速回到經濟領域，在戰後菲律賓經濟復興中發揮作用。木材、糧食、航運等行業中湧現出吳清流、吳國森、吳身謀等代表人物，他們既是讓德堂的領袖或重要成員，也是菲律賓經濟重建的參與者。

　　1946年菲律賓獨立，是華僑身份轉型的起點。讓德吳氏宗親總會同年將總理制改為理事制，這一制度變革與居住國政治環境的變動相互呼應。獨立後的菲律賓民族國家建構，對華人的法律地位、經濟角色與文化認同提出了新的要求。華僑不再是殖民統治下的暫居者，而必須面對一個新興民族國家的公民身份與文化同化壓力。從“華僑”到“華人”的轉變並非一夜完成，而是經歷了漫長的調適過程。總會在這一過程中逐步調整自身定位：一方面延續祭祖、獎助學等傳統文化功能，另一方面更加重視遵奉菲律賓法律、融入主流社會的表述。

　　20世紀70年代是菲華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國際格局劇變：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席位，尼克松訪華，日中邦交正常化，菲律賓總統馬科斯亦派員秘密訪問北京。在這一背景下，菲華社會掀起促進菲中友好的熱潮。1974年菲華聯誼會成立，其宗旨即為菲中友好工作作出貢獻。參與組織菲華聯誼會的吳氏宗親包括吳永源、吳家祥、吳世庚、吳彥夫等，吳永源更被推選為菲華聯誼會第一屆理事長。這是總會在新的政治環境下參與跨社團公共事務的又一例證。馬科斯時期的華人政策同樣深刻影響了宗親會的生存環境。華校菲化是其中最具衝擊力的政策之一。1976年華校全面菲化後，華文教育遭受重創，兩千餘名華文教師遭解聘，學生每日僅能上一堂華語課。這一政策直接威脅到華人社團的文化根基，迫使總會等華社組織將資源轉向教師福利與華文補習。宗親會不得不以新的方式承擔文化傳承功能，這也促成了1990年吳氏華文教師聯誼會的成立。華校菲化與社團轉型互為表裡：華文教育的式微使新生代的華語能力與文化認同淡化，進而影響宗親會的會員基礎與代際傳承。總會對此的回應，是加強青年組、婦女組、體育組等附屬組織的建設，以多元活動吸引年輕一代參與。這種轉型表明，宗親會在面對國家政策壓力時，能夠通過功能調適維持組織的延續性，但其政治角色已從早期的法律抗爭與抗日動員，轉向文化守護與社會參與。

　　中菲建交後，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迅速遵奉菲律賓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為菲中友誼作出貢獻。這一立場選擇看似簡單，實則涉及宗親會與祖籍國、居住國的雙重政治認同的複雜平衡。作為菲律賓的華人社團，總會必須首先遵從居住國的法律與政策；而作為吳氏宗親組織，它又與祖籍國有著血緣與文化上的深厚聯繫。在這兩種認同之間，宗親會選擇了以居住國政治立場為優先，同時保持與祖籍國文化紐帶的策略。兩岸關係的變化使得這一立場更具現實意義。2000年後，當民進黨在台灣執政並推動“台獨”議程時，讓德吳氏宗親總會堅守“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立場，堅決反對陳水扁在菲律賓的代理人企圖扭曲兩岸關係為兩國關係的圖謀，顯示出其作為政治行動者的自覺。

　　回顧讓德吳氏宗親總會百餘年的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在法律抗爭、戰爭動員、慈善公益與國家認同中的多重角色。這些角色並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交織：法律抗爭中的領袖人物同時是慈善公益的推動者，抗日動員中的犧牲者亦是華社道義形象的塑造者，戰後的經濟精英則在菲中關係變動中承擔起政治溝通的中介作用。宗親會的歷史因此不僅是吳氏一族的族史，更是菲華社會從華商利益維護到華人公民組織參與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