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少：菲航司縮減中國航班，何緣由？

　　當下，在菲中航空運輸的格局之中，一種情況引發了大家廣泛的關注。近期，菲律賓航空(Philippine Airlines)、宿務太平洋航空(Cebu Pacific)以及菲律賓亞洲航空(Philippines AirAsia)這菲律賓的三大主要航空公司，接連做出了縮減飛往中國航班的決定，這一舉措著實令人費解，其背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這是否會加劇菲中關係的緊張？筆者請教了相關領域的專家，在此跟大家分享下。

　　首先，航班縮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場所決定的。當前，菲中航班效益不佳以及赴菲旅客數量減少成為了一個關鍵因素。另外，大環境經濟下沉，區域摩擦與爭議、菲律賓簽證以及網博引發的治安等問題，使得從中國前往菲律賓的旅客數量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同時，目前中國赴菲旅客多以商務和探親為主，目的地在馬尼拉，相較于中國航司擁有全中國聯運旅客至馬尼拉的優勢，菲律賓航司從馬尼拉聯運旅客至菲律賓各海島的航線並不具備市場需求。為此，目前來菲的旅客更多是選擇中國航司。如此一來，菲律賓航司的旅客數量的減少直接導致了航班效益的不佳。航空公司在面對這種情況時，不得不縮減中國航班。

　　其次，菲律賓各航司的運力有限，需要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效益更高的航線中。由于在疫情期間，菲律賓的航司相繼出現了破產或虧損等問題，很多租賃的飛機被退回，及取消購買飛機的計劃，所以疫情後菲律賓航司的運力是不足的。目前在航空市場中，航空公司需要根據市場需求以及自身的運力情況，合理規劃航線，其本質也是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對于菲律賓的航司而言，在當前的情況下，歐美國家和發達地區的航線具有更大的市場需求以及更高的經濟效益，因此選擇縮減飛往中國的航班，以優化其航線網絡。

　　註：當前，眾多發達國家也紛紛縮減了飛往中國的航班。在這種情況下，目前從中國前往菲律賓進行洲際中轉成為了一個具有較高性價比的選擇。所以，當下菲律賓對發達地區的航班需求量較大，相應的航班效益也較高。

　　再者，客觀分析，中國旅遊市場相較于其他地區在疫情後復甦速度較慢，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雖然中國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由于開放時間較晚對市場的影響依然存在。以及，當前中國國內居民消費意願不高，出國旅遊的人數較少。總體而言，與其他地區相比，中國旅遊市場的復甦速度可能相對較慢，這使得菲律賓的航司在中國市場的運營面臨一定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包括菲律賓在內的各國航空公司可能會根據市場的實際情況，調整其在中國市場的運力投入，以降低運營風險。

　　註：歐美國家的航司因俄羅斯領空受限等原因，導致運營成本大幅提高。當然，這其中也不能排除西方國家存在 “去中國化” 的意圖，在航班方面有所限制。因這種情況一旦持續，將會在經濟和人文交流上產生巨大的影響。

　　最後，儘管目前菲中旅遊及菲中航線運營上正處于困難階段，但對于未來的前景，我們仍然保持著樂觀的態度。菲律賓擁有豐富的旅遊資源，從美麗的海灘到獨特的民俗風情和優質服務，都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客。此外，菲中兩國友好關係源遠流長，菲律賓人民與當地華人有著深厚的情誼。當下，菲中聯合加強執法掃清網博毒瘤，也為兩國的經貿和旅遊合作提供了更加穩定和安全的環境。

　　現代中的傳統——菲律賓華人社會研究後記

　　陳衍德

　　“南渡匆匆別故鄉，消沉無復少年狂。孤燈短夢家千里，落日浮雲天一方。” 南安籍詩人蘇警予的這首《菲島雜詩‧南渡》(前半部分)，寫于20世紀30年代，正與本書內容之部分時代背景相重合。1992年我赴菲訪學時，將這首詩抄錄于日記本的扉頁上。時隔三十年，今日讀來仍有潮湧衝擊之感。

　　閩南人渡海赴菲已有數百年歷史。雖然本書並非全景式展現此一過程，但畢竟是對一個世紀以來，這一移民、謀生與創業經歷之方方面面的解讀和探索。我特別注意以較新的研究方法，做一些試探性的開拓工作。如果這樣做能為華僑華人研究這座大廈添上幾片磚瓦的話，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本書的寫作是在眾多菲華友人的幫助下完成的。菲律賓華商曾榮權、莊紫棟、劉鐵鋒、劉德明、吳幼源、曾福應等六位先生，都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赴菲創業的知識化新移民，由于年輕時在中國內地的經歷，他們與我有許多共同語言，所以對我的研究深感理解，對我的幫助也特別大。任何語言都不足以表達我對他們的謝意。

　　國內外學術界諸位先生的幫助對我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除了序言中所說的魏安國、施振民、周南京等人以外，這裡還要特別感謝海峽對岸的張存武先生。作為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張存武先生曾率團多次前往菲律賓調查菲華抗日史實，因而與我結識。是他首先發現了我搜集的菲華口述資料的價值，並敦促我將它們整理出來。他的鼓勵是我完成整理工作的動力之一。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的洪玉華女士(已故的施振民先生的夫人)以及吳文煥先生，都是菲華社會重要的活動人士，他們為我在菲的學術活動提供了無私的幫助，吳文煥先生還為我的生活起居提供了諸多方便。他們對我親人般的關照，使我永遠銘記于心。

　　亞典耀大學中國研究室主任洪君侯先生既專注于學術又富于人情味，他對我提出的不參加校內聽課與學術交流，而是搬到馬尼拉唐人街去住的要求，欣然同意，並介紹他的母親鄭麗真女士與我認識，使她成為我的第一個採訪對象。洪先生給我留下的印象是難于忘懷的。

　　在一年的訪學進入尾聲之際，我得到了一次前往宿務的機會。吳氏家族的樹必壽船務公司(Sulpicio Lines, Inc。)為我提供了馬尼拉到宿務的往返船票，1993年1月5—15日我在航程中及在宿務市度過了訪菲期間最難忘的十天，其中在宿務的時間整整一周。廈門的姊妹城市宿務，是海外廈門人的最大聚居地。“菲律賓廈禾公會”的鄉親們給予我的熱情周到的接待和幫助，將我置身于濃濃的鄉情與親情之中，瞬間的感覺就是一見如故，一點陌生感都沒有。離開宿務那晚，“我在船舷甲板上久久捨不得離去，七天的宿務之行在這珍珠般的星星點點的燈火中結束了……我心裡默默地叨念著：再見了，宿務；再見了，宿務人，我還會再來的 ……”(1993年1月13日日記)感念之情，不言而喻。

　　在國內方面，我也得到許多熱心人的幫助。廈門市海外交流協會、廈門市菲律賓歸僑聯誼會、泉州市菲律賓歸僑聯誼會、福建省直機關菲律賓歸僑聯誼會的老前輩們，對我的研究多有指點。廈門及閩南各地的各有關部門和機構也為我的研究提供了諸多方便。廈門大學選送我前往菲律賓訪學一年，更是本項研究得以實施的先決條件。對此，我心中永存感激。

　　我的祖父陳菊農先生，曾踏著先輩足跡多次赴菲，除短暫經商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社會活動，參與辦學辦報，不像大多數從商的華人，他走的是一條另類之路。戰後祖父回國，由于他在海內外口碑甚好，新中國成立後他當選為廈門市政協委員、廈門市工商聯執委等。我的父親陳振佳十二歲赴菲，日軍佔領菲律賓期間，參加了“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回國後成為黨政幹部。我謹以此書獻給祖父和父親，以此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