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玉成：我在鄉下求學的日子

　　我上大學是很費了些周折的，出生在窮鄉僻壤的自己趕了個文革的尾巴，上學也只是因為大家都在上，並沒有想到能夠有出息，因為祖祖輩輩都是農民，城裏沒有半點關系，天上掉餡餅也砸不上自己。

　　突然，有一天“四人幫”被打倒了，大學一改推薦的傳統，通過考試可以獲取入學資格，我這死了的心才又活放了起來。1976年 “四人幫”垮台，1977年就開始了第一次高考。那一年我剛好在村裏上初中，當時還是工農兵辦學，支農是經常性的任務，直到1978年轉到鄉裏上高中，才稍微正規一些，所謂鄉中學其實也只是一個祠堂，學生來自四鄰八鄉，都是走讀，早出晚歸的。我是每天給父親做好早飯，餵飽豬以後再走3里多路去上學，晚上回來做同樣的事情，雖然是高中，但只有三門課，語文、數學和物理，由於在村裏面上初中時沒有物理、化學科目，所以上起課來一頭霧水，班上的同學也都來自不同的村小學，知識水平良莠不齊，我們當時的學制是小學五年加初中兩年，到上高中也就十三四歲，大家都不太懂事，也沒有想太多，家長說到哪裏上學就到哪裏上學，反正學完以後還得回家務農。

　　突然，鄉中學所在黃嶺村子有位叫黃亞林的學長在區中學參加了1978年的高考，還考上了武漢大學，區中學還有兩位高一學生破格考上了本科，這在當地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我所在的那個學校也開始重視教學質量，也減少了支工支農的時間，從1978年開始，鄉教育主管部門在各級學校頻頻組織各知識種競賽和拔尖考試，一股學習的熱潮從此湧動，我們也開始向往大學，鄉中學於是調整教學方向，還增加英語和化學科目，只可惜沒有老師能夠教得了這些課程，只好找一些文革前在鄰近知名的區中學——朱河中學高中畢業的“老三屆”擔任代課老師。

　　1978年下半年，也是我是高中一年級的第二個學期，我作為姜李中學的尖子生之一被推薦參加尺八中學的插班考試，五名被推薦者考上了一名叫彭飛翔的同學，彭是高我們一屆留級插班的學生，也是我們五人中年紀最大的。實話說，插班考試，吃虧還是在化學和英語上，拿到卷子就像見到天書一般，它認識我可我不認識他，結果當然可想而知。但是，到過區中學也讓我開了眼界，夢裏都想象那裏的學生一樣當全職學生，於是回到姜李後就再也沒有好好上過課，天天想著怎麽離開的事兒，正好此時我鄰村的魏楊小學在全鄉舉辦的初中數理化競賽中斬露頭角，獲得了相當好的成績，在離校無門的情況下，我想到了退一步的策略，索性回去再上初中，於是我請魏楊的姑父幫忙介紹進了魏楊小學，正好趕上了初中畢業不超過14歲的門檻，雖然當時全家人都反對，我在姜李的同學們也不理解，但我是吃了稱砣鐵了心，就是要回鍋上初中，這樣就變成了1979年別人考大學我卻再考高中的情形。

　　魏楊上學不到一年，但收獲很大，那裏的老師比鄉高中老師還有水平，讓我記憶猶新的是校長顏金城教化學兼英語，語文老師楊立松擔任班主任，數學老師錢少卿，三人構成了一個初中畢業班的三駕馬車。他們雖然都沒有經歷過正規的高等教育，但治學嚴謹，認真負責，教學一絲不茍，對同學們要求甚是嚴格，我們那一年中考，十多人全部上線，我和楊友成同學還進了省重點高中，多數人都考上了我原來夢魅以求的區中學，魏楊小學的老師們也因此得到了區教育部門的表揚和獎勵。

　　魏楊小學的成績印證了一句名言：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認真二字，當時的初中班，同學團結友愛，相互幫助，老師敬業，把十幾個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進行培養，畢業時楊立松老師教我們唱了一首《送別》，大家戀戀不舍，哭在一起的情景猶如昨天。

　　和我上過的本村小學及鄉村中學相比，魏楊小學的條件是非常一般的，學校就是坐落在村中間的幾間平房，既無操場也無實驗設備，只有課桌和朗朗的讀書聲，老師也是普通農民，課餘時間還得下地幹活，但大家都有一股向上的精神，加上魏楊村當時比較富裕，人們的思想單一，學校自主權比較大，為了配合全鄉十數所小學的文藝演出，顏校長還專門組建了校雜技隊並利用暑假帶著小隊員們到外地學習一個多月，比賽結果讓魏楊小學一炮而紅，成了當地的名校，加上幾次數理化競賽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一下子魏楊小學在當地火了，老師學生和村民都為此而感到自豪。

　　世間的事物往往就是這樣，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你越是表揚他就越優秀，魏揚小學挾文藝演出及各種競賽優勝的餘威，一路狂奔，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的格局，從此，學生全面發展，教育質量穩步上升。

　　從魏楊小學出來，我們算是開始了真正的求學之路，省重點中學的教學就是規範，老師也都是科班出生的，校長還兼著縣教育局的職，學校硬軟件都是有模有樣的，大家住在學生宿舍，一門心思的就是學習，那做飯養豬的事情也離我漸行漸遠。經過努力，我和楊友成同學後來也都進入了高等學校深造，成為了從農村走出來的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