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順風相送》：流落異國的明代海道針經珍貴文獻

　　南宋時期，泉州知州王十朋在《提舶生日》一詩中，以“北風航海南風回，遠物來輸商賈樂”的詩句，記錄了當時泉州海商及船員利用季風進行海上貿易的情形。同時，南宋吳自牧在《夢梁錄》中也提到：“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

　　曾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鞏珍，在其《西洋番國志》的“序言”中描述了中國15世紀帆船航海的情形：“觀日月升墜，辨東西，星斗高低，度量遠近。斫木為盤，書刻干支之字，浮針於水，指向行舟。晝夜不止，海中山嶼形狀非一，但見於前，或在左右，轉向而往。在更數起止，記算無差，必達其所。”這正是帆船航海時期牽星過洋利用天文導航引導海船航行的具體情況。

　　航海時，海上引航依靠航海羅盤、針經和航海圖。歷代航海者將海道的指南針針位和里程等記錄成冊，形成了“海道針經”，福建泉州作為宋元時期的海洋商貿中心，海道針經尤為豐富。每條航線都有這種針經，有“舟子各洋皆有秘本”的說法。琉球國的“三十六姓”是明洪武年間從福建移居到琉球國的“善操舟者”，他們手中流傳下來的海道針經，其原創時間應該早於明洪武時期。可見，至少在元朝，福建的航海家已經編寫了中琉之間的航海指南。清康熙年間，琉球人程順得到一套針經和航海圖，將贈予者尊稱為“閩之婆心人”。

　　《順風相送》是一部明代海道針經，保存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與《明代東西洋航海圖》、《指南正法》一同被珍藏。這部針經的名字來源於其封面上的“順風相送”四字，而其曲折的流傳史更為引人注目。

　　據考證，這部海道針經最初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商人在東南亞華僑手中購得，後流落至阿姆斯特丹，並曾為一位歐洲耶穌會士所有，最終由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勞德所得，並於1639年捐贈給博德利圖書館。而“順風相送”的命名則要歸功於1867年首位進入英國的中國人沈福宗，他將其命名並添加了“Xin fum siam sum”(他來自中國南方)的題記。海德也按其所介紹的書中內容，寫下了Liber docens navigationem partium maris prope Chinam(一部關於在中國附近海域的航海書)的內容簡介。

　　這部鈔本並不是一部直接來自火長手中的海道針經，而是將多種海道針經彙編在一起的近似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其涵蓋了廣泛的航線和海上知識，記錄了中國古代海上貿易和航海活動的豐富信息，成為了海道針經中的珍貴文獻之一。

　　1935年，北京圖書館研究員向達至牛津大學圖書館整理、抄錄中國古籍，1961年出版《兩種海道針經》，將《順風相送》收錄其中。根據序文記載，該海道針經始於1403年永樂元年鄭和下西洋時校對針經。荷蘭漢學家戴聞達和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均等東西方學者對《順風相送》做了大量研究。據相關學者考證，推測該抄本成書時間大約在16 世紀中葉的隆慶至萬曆初年之間。

　　《順風相送》所記載的航線15條，其中以泉州為起點的占10條，金門太武山起點占3條，福州起點占2條，都是始發於福建沿海的航線針路。從東洋到西洋，從海外到印度洋，這些航線的廣度超越了其他海道針經，反映了編寫者對海上交通的深入瞭解和廣泛的航海經驗。

　　《順風相送》抄本還是目前所見現存最早記錄釣魚島屬於中國的文獻，在“福建往琉球”條中，就提到了“釣魚嶼”(即釣魚島)與“赤坎嶼”(即赤尾嶼)。書中還記載了與西方航海者的接觸，如“佛郎”，以及一些西方港口的描述，展示了明代中國海上貿易的蓬勃發展和海外交往的密切聯繫。

　　《順風相送》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及海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獻，為研究中國航海史和海上貿易史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同時，它也對世界航海史和貿易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啟示，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