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宗教與菲律濱基督教的衝突與融合

　　作者：PATERNO R. ESMAQUEL II

　　在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抵達中國傳播基督多年後，菲律濱也出現了類似的向中國傳福音的願望。

　　那是十六世紀晚期，菲律濱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馬尼拉主教多明戈•薩拉剎於1590年6月24日寫信給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

　　馬尼拉主教對國王說，他之所以去菲律濱，正是因為那裡是通往中國的跳板。馬尼拉主教寫道：“我一直想嘗試改變中國。我來到這些島嶼的主要原因是知道它離中國很近，而且很多中國人住在這裡。”

　　國際佛光會菲律濱協會的菲律濱華裔成員扶西•馬地奧是宿務的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說，佛教不是取代現有信仰的一種實踐，而是豐富宗教體驗的一種實踐

　　華人研究學者陳孟利(Aristotle Dy)和洪玉華(Teresita Ang-See)在《移民與宗教歸屬之後》(After Migration and Religious Affiliation)一書中的一章“作為宗教認同的融合”中敘述了這些事件。根據陳孟利和洪玉華的說法，薩拉剎還告訴國王菲利普二世，一些中國商人屬於基督教信仰，“但大多數是‘異教徒’。”根據當代的研究，這些“異教徒”是中國宗教的實踐者，這是一個融合了佛教、儒家和道教的信仰體系。

　　馬尼拉主教最終通過他的善意贏得了這些中國商人的信任。

　　然而，耶穌會傳教士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anchez)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他在十六世紀末與薩拉剎同時抵達馬尼拉。

　　桑切斯的建議是：“派遣一支武裝探險隊從菲律濱到中國，目的是迫使中國政府允許傳教士進入中國，並為傳教士提供武裝護送，以確保他們在向中國人傳教時的安全，”耶穌會歷史學家奧拉西奧•德•拉•科斯塔(Horacio de la Costa)在他的書《菲律濱的耶穌會士》(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中寫道。

　　桑切斯的提議沒有成功，但菲律濱的耶穌會士仍然傾向於馬尼拉的華人，為在中國傳教做準備。其他宗教團體也有同樣的計劃。

　　天主教和中國宗教在菲律濱的相遇就這樣開始了。這是兩種宗教傳統的一次會面，既有善意，也有因宗教習俗不相容而產生的分歧。他們的分歧之一是中國人崇拜祖先的習俗，這也是利瑪竇在中國面臨的問題。

　　兩種宗教傳統之間的這種困難持續了幾個世紀。直到今天，在以天主教徒為主的菲律濱，中國宗教對天主教當局構成了挑戰，反映了利瑪竇試圖向中國傳教時所面臨的障礙。

　　例如，我們在菲律濱的中國新年慶祝活動中看到了這些動態，當信奉天主教的菲律濱華裔家庭繼續他們的古老習俗，即前往佛教寺廟，祝願來年興旺，並尊敬他們已故的祖先。

　　我們的Rappler團隊在2024年2月9日(星期五)晚上，也就是除夕，在馬尼拉的標誌“信願寺”見證了這一切。44歲的天主教徒瑪喬麗•雅各布是我們採訪的人之一，她週五去了信願寺，悼念她已故的母親。19歲的天主教徒謝伊•賈思敏•陳(音)解釋說，“你可以同時實踐你的文化和信仰。”

　　在宿務，Rappler駐未獅耶記者約翰•實春寫了一篇關於菲律濱華人如何在他們的家庭神龕上並排放置佛陀和聖嬰雕像的文章。2024年2月10日(星期六)，實春在他的Rappler專欄中解釋說，這些宿務家族的後裔和歷史學家“認為，這一傳統是‘團結的標誌’，是十六世紀出現的各種信仰融合的有力證據”。

　　瞭解華人信仰

　　中國宗教(Chinese Religion)是學者們創造的一個術語，指的是任何中國人所信奉的融合宗教傳統。“融合”(Syncretism)指的是“同時實踐來自不同宗教傳統的元素”，陳孟利和洪玉華寫道。

　　因此，根據人類學教授陳志明的說法，“中國宗教”指的是“中國宗教信仰和實踐的綜合體”，包括中國佛教、儒家、道教和中國民間宗教。這也是洪玉華和同時身為耶穌會神父的陳孟利在他們的書中解釋說，“融合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宗教的一個關鍵特徵。”

　　在西班牙殖民菲律濱並將天主教強加給本地人幾十年後，中國宗教和羅馬天主教首次在菲律濱發生了互動。

　　西班牙的殖民統治持續了377年(1521-1898)，天主教會在這個國家成長為一股強大的力量。今天，十分之八的菲律濱人信仰天主教，菲律濱仍然是亞洲最大的以天主教國家。

　　與十六世紀一樣，中國宗教的實踐者仍然是少數。菲律濱政府沒有關於中國宗教信徒的官方統計數據。然而，政府2020年的人口普查指出，菲律濱只有39,150名佛教徒，約占菲律濱1.0867億人口的0.03%。

　　服裝、短褲、城市

　　幾個世紀以來，菲律濱的中國宗教在強大的教會面前處於弱勢地位，與天主教互動。

　　最大的分歧：崇拜祖先

　　然而，在西班牙殖民統治期間，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皈依了天主教，但這些皈依者從未完全離開中國宗教。畢竟，華人習慣了一種融合的信仰體系。這種融合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菲律濱中國宗教和天主教基督教之間分歧的根源。

　　華人敬祖的傳統是兩種宗教傳統之間最大的分歧。在他的《建橋》(Building a Bridge)一書中，陳孟利寫道，在西班牙殖民統治菲律濱期間，天主教禁止對祖先的崇拜。“這無疑導致許多華人遠離了一種要求他們拋棄父母的宗教。”

　　建築、建築物、祭壇

　　至於成千上萬皈依天主教的華人，限制他們的是繼續實踐中國的信仰，特別是在紀念死者方面。在他們關於馬尼拉華人墓地的書中，洪玉華和吳興奇(Richard Chu)指出，根據研究，西班牙傳教士“經常抱怨中國皈依者的真誠”，因為他們堅持非基督教傳統。

　　洪玉華和吳興奇指出，天主教會“對在墓地舉行佛教或非基督教儀式感到困擾”。“因此，天主教會做出了勇敢的努力，確保皈依者不被‘異教徒’‘污染’，不僅在生的時候，而且在死的時候，將兩者分開。”

　　事實上，在1877年，菲律濱總督提醒鎮長，“基督徒和‘異教徒’應該分開埋葬。”

　　中國宗教和天主教之間的其他分歧還包括紀念佛教神明和天主教聖徒的偶像或儀式。中國宗教的許多信徒並排展示和崇拜不同宗教的聖像。他們還使用中國的儀式風格來崇拜非中國的神，並將中國的神與天主教的神等同起來。

　　衝突和混合

　　中國宗教與天主教的這些分歧，既有神學上的原因，也有實踐上的原因。

　　一是中國宗教信仰與天主教教義在許多方面存在矛盾。例如，中國宗教的信徒相信輪迴，而天主教徒則認為每個靈魂在地球上只有一次生存的機會。天主教徒只崇拜一個神，而信奉中國宗教的人則傾向於崇拜多個神。

　　其次，中國宗教的信徒認為，在不同的信仰中信仰許多神更實際，因為“相信比不相信更安全”。洪玉華和陳孟利寫道，菲律濱華人雖然有商業頭腦，但也力求實際。

　　他們解釋說：“務實的華人尋求團結而不是分裂，包容而不是排斥。在宗教中，這意味著相信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因為它們都教導人們要善良，要做好事。教義上的差異可以被忽略，所有宗教都有類似的倫理要求。因此，擁抱一種以上的信仰並沒有錯。”

　　正如黃許柳麗(Juliet Lee Uytanlet)在《混合的華裔菲人》(The Hybrid Tsinoys)一書中引用吳興奇那樣，她認為，菲律濱華人之所以皈依羅馬天主教，是因為“他們對宇宙的理解是，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神”。這意味著，為了繁榮昌盛，華人“需要通過祭拜、燒香、送禮和建立關係來安撫新鬼或新神。”

　　花、插花、植物

　　黃許柳麗同意吳興奇的觀點，“華人轉向基督教實際上是增加了新的神，而不是取代他們以前的神，因為他們的宇宙學理解是有許多神或靈魂。”因此，在皈依基督教的華人看來，“基督教的上帝是至高的存在，但也有許多較低級別的神。”

　　對於黃許柳麗來說，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佛教與道教以及最終的基督教信仰融合得很好。”

　　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方法

　　菲律濱的中國宗教和天主教之間的分歧反映了耶穌會神父利瑪竇在1582年8月7日開始在中國傳教時所面臨的問題。利瑪竇和菲律濱傳教士都在努力解決中國人的宗教融合和他們對祖先的崇拜。

　　當然，利瑪竇和菲律濱的天主教傳教士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中。利瑪竇帶著基督教進入中國，基督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與中國主流信仰——儒教、佛教和道教相互影響。利瑪竇是少數派中的一員。另一方面，十六世紀菲律濱的天主教傳教士在西班牙統治菲律濱的時候遇到了中國宗教的信徒。那裡的天主教徒擁有權力。

　　因此，不同的背景導致了不同的方法。根據劍橋耶穌會士手冊，利瑪竇和他的耶穌會士同伴們適應了中國文化，以至於穿得像佛教僧侶。他們也對中國的價值觀保持開放和容忍，譬如崇拜他們的祖先。

　　在一次大學演講中，(新加坡神學家)陳禮裕(Tan Loe Joo)解釋說，耶穌會士認為祭祖的元素——“焚香、跪拜或供奉食物”——“僅僅是公民義務，而不是宗教儀式”。

　　成人、男性、男人

　　陳禮裕解釋說，那些托缽修會的會士——奧古斯丁會、方濟各會和道明會——質疑耶穌會對中國人的政策。這是因為，在中國基督徒參與非基督教儀式的程度上，托缽修會“有一種更受文化限制的以歐洲為中心的觀點”。最終，梵蒂岡介入，在1704年11月頒布法令反對中國的宗教儀式。這就是著名的“禮制之爭”。

　　與“禮制之爭”中的托缽修會一樣，在菲律濱的西班牙傳教士採用了一種與利瑪竇不同的方法。畢竟，西班牙傳教士不僅是殖民勢力的一部分。這些十六世紀的神職人員也來自以歐洲為中心的背景。

　　另一個影響他們世界觀的概念是“在教會之外，沒有救贖”(Ecclesiam Nulla Salus)，這是一種排他性的教義，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紀，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之後，這種教義得到了徹底的發展。(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是主教們討論天主教會如何在現代世界中回歸本源並進行自我改革的歷史性會議。)

　　因此，在菲律濱的西班牙傳教士並沒有像利瑪竇那樣追求遷就和寬容。另一方面，他們採取強硬手段，隔離穆斯林和基督徒，甚至強迫他們放棄他們的“異教”習俗。

　　幾英里之外的西班牙傳教士也對利瑪竇不屑一顧。

　　在菲律濱，天主教神父高母羨(Juan Cobo)得知了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消息，“但他認為他的努力相當徒勞，”瑞安•多米尼克•克魯(Ryan Dominic Crewe)在他的期刊文章《太平洋煉獄》(Pacific Purgatory)中寫道。高母羨指的是利瑪竇穿著佛教僧侶和儒家文人長袍的風格，以吸引中國人。這位修士說，這種做法在馬尼拉受到了“相當大的懷疑”。西班牙傳教士還聽到傳言說，利瑪竇謹慎的方法“只在中國精英中贏得了少數皈依者”。

　　西班牙傳教士有時確實會調整他們的方法來適應菲律濱的當地文化，但他們認為“從一個毫不掩飾的權力位置”這樣做是很重要的。

　　利瑪竇能教給我們什麼？

　　西班牙傳教士在菲律濱的經歷和利瑪竇在中國的經歷展示了基督教與其他信仰或文化相遇的兩種模式。在西班牙殖民統治下的菲律濱，天主教傳教士把他們的信仰強加給中國人。在中國，作為外國傳教士，利瑪竇和他的耶穌會同伴們適應了中國文化。

　　今天，把一個人的信仰強加給另一個人的模式被認為是殖民主義的殘餘。在天主教會，這被視為排他性的一部分，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之前的世界觀體現了額外的“在教會之外，沒有救贖”概念。把自己的信仰強加給另一種文化，就像西班牙人在菲律濱所做的那樣，在當代世界被認為是消極的。

　　就連教宗方濟各也譴責了“勸誘改宗”(proselytism)，“他所說的勸誘改宗指的是強制性或侵略性的傳教手段。”在2015年1月25日的聖保祿皈依節上，教宗方濟各表示，為了有效地傳播福音，“我們需要停止自我封閉、排他，並傾向於強加統一。”他補充說：“我們對宣講福音的共同承諾使我們能夠克服各種形式的改變宗教信仰和競爭。”

　　方濟各shi1第一位耶穌會教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利瑪竇和耶穌會在中國使用的模式。通過適應中國的佛教和儒家文化，利瑪竇避免了，用方濟各的話來說，“自我封閉，排他，一心要強加統一”。

　　祭壇、建築，建築物

　　誠然，利瑪竇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可以說，他的方法仍然是排他性的，與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之後天主教會的包容傾向形成鮮明對比。儘管如此，與西班牙人在菲律濱的做法相比，利瑪竇的方法的特點是對外國文化更加開放。

　　然而，利瑪竇的方法受限於他對中華文化的理解。

　　利瑪竇犯了一個錯誤，他試圖把儒教、佛教和道教對立起來。阿諾德•羅博瑟姆(Arnold Rowbotham)在他的期刊文章《儒學對17世紀歐洲的影響》中說，利瑪竇將儒學“提升到一種崇高的哲學體系的地位”，而將佛教和道教稱為“異教”。在某種程度上，利瑪竇採用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基督教最終取得了勝利。

　　利瑪竇的方法顯示出對中國宗教的融合性缺乏理解，這一點被現代學者如陳孟利和洪玉華所解釋。人們不能簡單地“劃分”中國宗教的元素，因為中國人以一種融合的方式理解宇宙。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元素總是可以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利瑪竇本可以從當代的研究中獲益，但他又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無論如何，利瑪竇的榜樣——在他最瞭解的範圍內——顯示了尊重的重要性。利瑪竇與在菲律濱的西班牙傳教士不同，通過適應中華文化而不是強加，利瑪竇從事對話。

　　就皈依者的數量而言，利瑪竇並不像西班牙傳教士在殖民地菲律濱那樣成功。但利瑪竇成功地以一種敏感的、有教養的方式與其他信仰接觸。

　　利瑪竇教導我們，導致對話的尊重是多元社會中宗教間接觸的關鍵。(原載Rappler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