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文學家郭沫若先生曾說過：標點符號是文章的五官。它雖然不是文字，但卻是文字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使語言記錄更加精確、生動，文章內容更加豐富多彩。甚至因標點符號的使用不同會使同樣的文字呈現不同的形態。收到不同的效果。
中國大陸的老一輩作家，都十分重視標點符號的使用。
筆者對標點符號的重視，來自於史籍的閱讀。
古時候，寫文章沒有標點符號，讀起來很吃力。到漢朝才發明了“句讀”符號，語音完整的一小段，為“句”，句中語音未完，語氣可停的一段為“讀”(音逗)。宋朝用“。”、“、”，來表示句讀。明代才出現了人名號和地名號。現代的標點符號之使用規定，最早是1919年由“國民政府”的“國語統一籌備會”制定的。後來，1961年10月，“新中國”政府國務院又頒佈了《關於學習標點符號用法的作示》。從此，標點符號才有了統一的用法。
中國政府制定標點符號用法的規則，是在中國原有標點符號的基礎上，再參考各國通用的標點符號，合併制定的。例如：問號“？”。中國的古書裏沒有標點符號，當然也不會有問號。問號是從歐洲傳來的。問號“？”源於拉丁文中的QUESTIO一詞，即是指問、疑問、問題的意思，在問號出現以前，每當有表示詢問的句式時，就在句子的末端加上QUESTIO。後來人們為了書寫方便，就取開頭的“q”(Q)和末尾的“O”縮寫成“qo”(QO)，不久又有人把“q”字寫在上面，“O”字寫在下面，草寫成為“？”。
如今，一些人作文，不重視標點符號，認為錯了也無傷大雅。這是一種無知。
古籍載：清末，慈禧太后讓一位書法家題扇。那位書法家寫了唐朝著名詞人王之渙的詩：“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悲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一時疏忽，竟漏掉了一個“間”字。慈禧大怒，欲殺之。書法家急中生智忙解釋道：“老佛爺息怒，這是用王渙之之詩意填的詞。”並當場吟誦：“黃河遠上，白雲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慈禧聞後方恕其無罪。一串標點符號救了一條人命。俗語說：“伴君如伴虎。”
中國的文字，為方塊形，具有象形、指法標、會意、形聲、轉主、假借等“六書”特徵。再加上標點符號，更是“如虎添翅”，其趣非長蛇般的西洋文字可比。
據裨官野史記載：明朝江南才子祝枝山常喜歡給人家寫對聯。有一年除夕，他和書童走到一戶員外家門外，忽聽到“哇，哇”的嬰兒哭聲。他略加思索，就從書童手中要過筆墨，順手在大門上題了一幅對聯。上聯是：“今年真好晦氣全無財帛進門”，下聯是：“昨夜生下妖魔不是好子好孫”。旁邊寫：“祝枝山題”。翌日，主人家見後，自然登門興師問罪。祝枝山也不作辯解。搖頭晃腦地念道：“今年真好，晦氣全無，財帛進門
；昨夜生下，妖魔不是，好子好孫。”他問員外：“你不覺得稱心如意嗎？”員外聞後，轉怒為喜，還請他上館子喝酒。
再拿大家所熟知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為例吧。此句出於《論語•泰伯》。原意是：老百姓，只能叫他們依照政策法令做人做事，不用叫他們懂得其中的道理。據傳：清末民初的梁啟超先生把它改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梁啟超先生把人民分作兩檔，一檔是“可”的，一檔是“不可”的。可的人民，讓他們在行動上奉公守法；不可的人民，就應當辦個學習班，使他們懂得法制。而民國時的文化名人施蟄存先生同樣把人民分作兩檔。可以使用的人民，不管他知或不知，都不妨由他自己行動，不予干涉。不可使用的人民，一般都是無德無行，而好“作亂犯上”的，這種人民，必須一個個調查清楚，記錄在案，嚴加管束。
大家不妨想一想，標點符號的作用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