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中方邀請，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裡于4月14日至17日訪華，成為中美關係交惡之際首位訪問中國的拜登政府的最高級別官員。雙方會晤後發表的《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透露出一些積極信號，稱“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並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氣候危機”，並同意討論具體的減排行動，包括儲能、碳捕獲和氫能發展。
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同時也是數一數二的兩大經濟體，能夠在兩國關係深不見底的時候就氣候變化問題共同發聲，不僅對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至關重要，而且還給跌至冰點的雙邊關係帶來了些許暖意，至少告訴世人，不管近年來中美之間互撂了多少狠話，但在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方面還是在尋求合作的。
值得注意的是，《聲明》強調，中美兩國均期待4月22/23日美國主辦的領導人氣候峰會，雙方認同峰會目標，即在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前提高包括減緩、適應和支持的全球氣候雄心。毫無疑問，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互動具有風向標意義，是對兩國能否構建良性競合關係的考驗。
由于種種因素，中美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仍然存在張力，前行道路上會出現這樣那樣的挑戰。事實上，克裡這次訪華也在國內遭遇阻力，一些共和黨人言辭激烈，聲稱此行“釋放了錯誤信號”。然而，對話總比對抗好，設法將中美之間可以合作的問題與更有爭議的問題區分開來，再反過來給兩國關係營造更加友好氛圍，是促進兩國關係良性競爭的重要前提。
不過，應該意識到，中美關係的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4月13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佈年度情報報告稱，中國擴大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的努力是對美國的最大威脅，未來將有四個國家對美構成“主要威脅”，其中，中國位居威脅清單的榜首，其次是俄羅斯、伊朗和朝鮮。
報告說，“儘管發生了疫情，北京、莫斯科、德黑蘭和平壤已表現出以損害美國及其盟國利益的方式來擴大自身利益的能力和意圖”，“中國越來越成為一個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在多個領域——尤其是在經濟、軍事和技術上——挑戰美國，並且正在推動改變全球規則。”
這份報告的內容多為老生常談，但係拜登政府新任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上任後發佈的第一份報告，具有明顯的指向性意義。
近些日子以來，美國對華施壓不斷，其中包括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將于4月21日審議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該法案反映了兩黨在對華問題上“前所未有”的合作要，求動員美國所有戰略、經濟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國日益崛起的全球力量，使美國能夠真正面對中國對美國和經濟安全構成的挑戰”，保護和促進美國的“重要利益和價值觀”。
不止于此，4月13日，在《台灣關係法》頒佈42週年之際，拜登政府決定派遣由前參議員多德，以及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和斯坦伯格組成的非官方代表團訪台，以顯示“拜登總統看重對台灣及其民主的承諾。”在白宮宣佈這項決定之前，美國國務院公佈了美國官員與台灣交往的新準則，將允許美國官員在會晤台灣官員時有更多的自由空間。
顯而易見，拜登上台後，在美國兩黨政治中，反華情緒仍在急湧。從所謂民主與專制較量論看，美國擔心的不只是中國實力和財富的增長，更擔心的是中國政治制度的顏色，中美雙邊衝突中還多出了人權議題。
細想想，這也不足為怪。在新現實主義看來，中國在南海建立軍事基地並控制南海，削弱美國與盟友的關係，欲將美國擠出印太地區，稱霸亞洲。他們認為，反制中國影響進一步上升，無論是從地區安全，還是從捍衛民主角度看，都是必不可少的。
迄今為止，針對中國的崛起，拜登政府正在尋求通過自我完善，試圖展示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如何能夠自我修復和改進，從而最好地服務于自己的民主和全球民主大業。作為執政者，篤信本國體制是最好的，甚至黨同伐異，這都在情理之中。
問題是，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尤其是大國之間的競爭，戰略重心應放在維繫和提高本國競爭力擊敗對手身上，而不是粗暴地通過圍堵封殺不讓超過自己，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一旦冤冤相報沒完沒了，陷入惡性循環，最終只能是損人不利己，也不利于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弄不好還會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
誠如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修昔底德陷阱”一說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近日所言：“中美像一對連體雙胞胎，毀滅對方的同時也會摧毀自身”，因此，“一方面我們是競爭對手，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不得不合作共存，要尋求避免衝突和戰爭的方法”。“如何管控衝突和對抗是需要雙方努力的方向”。
有分析指，中美之間出現競爭並不奇怪，中國對美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關鍵是要在公平公正基礎上良性競爭。美中關係太重要了。不幸的是，拜登的對華政策已被其前任裝進去了，美國新一屆政府要打破過去四年的失敗做法，在各個層面上與華接觸，變惡意對抗為良性競爭，需要政治勇氣、智慧和創造力，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取態無疑朝建設性方向邁進了一步。
(作者為全球商報聯盟理事長、香港商報董事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