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義利南對中國戰略誤判是自我毀滅

　　作者：安娜・馬林多格－黃(Anna Malindog-Uy)

　　聽起來強硬，與在戰略上站得住腳，兩者之間是有差別的。參議員基戈・邦義利南近期針對中國的激烈言論，特別是他對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館的回應，完全忽略了這一區別。我們看到的，反而是一場表演：法律上草率、戰略上混亂又喧鬧，內在邏輯前後不一。更糟的是，他把原本就不該混為一談的議題攪在一起、處理失當，反而削弱了菲律濱最有力的立場。

　　最大的混淆在於：“一個中國”≠“中國在南海的主張”。基戈・邦義利南論述的核心，是一個根本性的混淆：台灣問題與南海爭議不是同一個議題，不受相同的法律規範，也不在相同的機制中解決。把兩者當作可以互換的概念，也許能在社群媒體上贏得掌聲，但在最基本的法律檢驗下立刻就會崩解。

　　台灣是一個主權承認問題；而南海爭議則是一個海洋權利歸屬的問題。這種區分並非學術上的吹毛求疵，而是國際法的骨幹所在。

　　菲律濱在南海的主張，主要並非領土主權的主張，而是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專屬經濟區的主權權利與管轄權主張。相對而言，台灣問題涉及的是國家地位、承認問題與內戰遺緒，受政治協議與外交實務所規範，而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然而，邦義利南卻隨意地把兩者拿來交換，好像它們是同一張談判桌上的籌碼：“我尊重一個中國政策，因此中國就應該尊重我們的專屬經濟區。”法律不是這樣運作的，外交也不是。這只是一種披著原則外衣的修辭式一廂情願。

　　此外，基戈一邊說“我尊重一個中國政策”，一邊又與台北進行公開合影與互動，這種虛偽問題顯得格外刺眼。邦義利南堅稱自己尊重“一個中國”政策，但卻多次訪問台灣，並進行由台灣方面定性為官方政治接觸的公開會面。即便不是北京的強硬派，也不難看出其中的矛盾。

　　台灣中央社報道，邦義利南於2025年10月30日至11月4日以菲律濱參議院某委員會主席身分訪問台灣，並將與“政府官員與立法者”會面，討論加強雙邊關係。中央社亦報道，台灣“副總統”在總統府接見了邦義利南及其夫人，明確形容為深化台菲夥伴關係；此外，中央社進一步指出，台灣“外交部長”亦與其會面，並藉此推動協議與合作，將台灣與菲律濱定位為“第一島鏈”中的“民主夥伴”。

　　因此，基戈不可能一方面堅稱自己“尊重一個中國政策”，另一方面卻以台灣公開宣傳為準官方政治互動的方式行事。這是赤裸裸的虛偽與不誠實。

　　基戈或許會稱之為“農業合作”或“經濟交流”，但在訊號層面上，傳達的仍然是：“我正在把台北當作政治對話對象。”北京顯然會如此解讀，因為台北本身就是如此對外宣傳的。

　　因此，基戈自身立場中的漏洞其實很簡單：他把“一個中國政策”當作免責聲明，同時又把“對台互動”當成一場表演。這不是政治家的作為，而是一種“既要又要”的外交。

　　換言之，基戈無法一邊宣稱忠於“一個中國”政策，一邊又以連台北自己都宣傳為準官方承認的方式行事。北京根本不需要宣傳機器來指出這種矛盾，邦義利南本人就已經提供了證據。那句“我尊重一個中國”的聲明，已被隨後的行為徹底抵消。

　　這並不是說菲律濱立法者是否可以訪問台灣——他們可以，也確實有很多人這麼做。問題在於“可信度”。基戈不能一邊把“一個中國”政策當作盾牌，一邊又用行為將其掏空。這不是外交，而是外交上的戰略性兩面手法。

　　此外，邦義利南對2016年仲裁裁決的援引，同樣是一種過度延伸。該裁決的確被視為菲律濱的一項重大法律勝利，但並非如他所描述的那樣。仲裁庭明確表示，它並未裁定陸地領土的主權歸屬，也未劃定海洋邊界，亦未決定哪些島嶼屬於誰。它真正做的——也是關鍵且決定性的——是釐清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的海洋權利，否定與公約不相容的“歷史性權利”主張，並裁定某些海上行為的合法性。

　　把該裁決過度包裝為一項全面的主權裁決，不僅不準確，還反而削弱菲律濱的立場，使批評者更容易將該裁決斥為政治化。精準就是力量，而邦義利南卻用口號換掉了精準。諷刺的是，這恰恰削弱了菲律濱最堅實的法律基礎：基於專屬經濟區的主權權利，而非民族主義式的拍胸脯，更不是“對一切擁有主權”的籠統說法。基戈的論述模糊了這一關鍵區別，而正是這種模糊，讓他的論點更容易被嘲諷。必須指出的是，“主權權利”與“主權”並不相同，也不能混為一談。

　　同樣地，基戈所說的“我們永遠不會成為中國的一個省”，是一種空洞的說法，既把他自己塑造成稻草人，也用霓虹燈般的方式傳遞結盟訊號。這句話是邦義利南所有言辭中最戲劇化的一句，同時也是分析上最空泛的一句。中國完全沒有、也從未有任何要讓菲律濱成為中國一個省的意圖，完全沒有。此外，這也根本不是當前爭議的內容。

　　這句話實際上所做的，是把討論從海洋法轉移到身分政治，呼應了一種以美國為中心的文明對抗敘事。一旦選擇這種框架，就等於放棄了菲律濱仍握有籌碼的法律戰場，轉而進入小國幾乎不可能取勝的意識形態領域。因此，基戈的“我們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省”這句話，在修辭上就等同於高喊：“我永遠不會變成一隻獨角獸。”

　　中國在南海的立場或許強硬，但那並不是一項正式宣稱要把菲律濱併入為中國一個省的主張。南海爭議的框架，圍繞的是海洋主張與權利，在某些情況下涉及對地物的主權，而不是吞併菲律濱國家的計畫。

　　因此，基戈的“我們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省”主要起到的作用，是製造恐懼、對一個並不存在的主張設立稻草人，以及釋放結盟訊號，公開表態“我們站在反中陣營”。當他再加上一句“借用一句美國的說法……”，這種結盟訊號就更毫不掩飾了。那不是論證，而是品牌操作，是一種表演式的站隊。

　　另一方面，基戈又引用1991年參議院否決美軍基地條約，作為菲律濱不會向任何超級大國低頭的證據。但在當前的戰略現實下，在小馬科斯政府時期，菲律濱早已向美國這個超級大國低頭。菲律濱在《加強防務合作協議》(EDCA)下，已擴大美軍使用權至九個地點，並伴隨輪調進駐、軍事資產預置，包括“堤豐”飛彈系統，以及設於菲律濱基地內的設施。

　　於是，民族主義式的結尾變成了：“我們趕走了基地……不過，這裡有九個進駐點。”是的，基戈當然可以辯稱《加強防務合作協議》 與永久基地在法律上並不相同，這在形式上確實成立。但無論如何，這仍然代表美國在菲律濱領土上的軍事存在與行動權限加深了。這讓基戈那句“沒有任何超級大國可以威脅我們”聽起來，更像政治角色扮演，而不是一貫一致的政策：一邊表演獨立，一邊默默依賴同盟基礎設施。

　　事實上，如果邦義利南的原則是真正反對大國的恫嚇，那麼邏輯上一致的做法，應該是普遍適用，而非選擇性適用。

　　邦義利南對中國假想的併吞情境大加撻伐，卻對《加強防務合作協議》下美軍在菲律濱領土上實實在在擴張的軍事進駐，保持顯眼的沉默。

　　必須說清楚：《加強防務合作協議》的設施位於菲律濱的主權領土之內；相對地，南海爭議主要涉及的是主權權利，而非主權。如果基戈真心擔憂主權被侵蝕，那麼邏輯上應該先關注外國(美國)軍事力量實際嵌入的地方，而不是戲劇化的假設情境。

　　歸根究柢，基戈的論證方式像是在製作迷因，而不是像一名律師，更不像一名共和國的參議員。他是一名忘了法律紀律的律師，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當成情緒性的“所有權證書”，又把一個中國政策／原則當成可以兌換南海服從的外交優惠券。

　　總而言之，基戈・邦義利南的論點建立在混淆、誇大與選擇性框架之上——而這些恰恰是律師受訓時應該避免的習慣。顯然，基戈選擇了音量而非嚴謹，敘事而非法理，訊號而非實質。結果不是力量，而是噪音。而在地緣政治中，噪音不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