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田 ：不是解放也非毀滅，中國與美國的較量才剛開始

　　4月4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一個頗具象徵意味的日子。清明節是一個追思故人、緬懷歷史的時刻。而今年，國際輿論的目光卻集中在這一天美國的一些政治與經濟動向上，有人甚至稱之為“美國的解放日”或“毀滅日”。無論是出於情緒化表達，還是對現實局勢的誇張判斷，這種情緒反映出人們對美國全球地位持續動搖的敏感。與此同時，關於中國是否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討論也再度升溫。然而，在熱烈討論的背後，更需要一份冷靜的分析和戰略性的思考：中國是否具備替代美國的基礎和條件？世界是否已準備好迎來一場主導力量的更替？ 

　　當前，全球經濟體系依然高度依賴美元。根據國際清算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中佔據了約58%的份額，而人民幣的國際結算比例僅為4%左右。儘管中國在貿易總量、製造能力和經濟體量上均處於全球前列，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仍較為緩慢。美國憑借其成熟的金融體系、強大的法治基礎、穩定透明的政策機制，以及對全球投資者的信用支撐，繼續維持其貨幣主導地位。相比之下，中國雖已建立“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推動“去美元化”進程，但在國際規則、支付基礎設施和市場信心等方面仍存在不小差距。從國際金融秩序的演變規律來看，單靠經濟總量並不能迅速撼動美元霸權的根基。 

　　經濟發展水平的對比也提供了更為直觀的參照。2023年，美國人均GDP達到8萬美元，而中國的人均GDP約為1.3萬美元。這一差距不僅體現了中美在發展階段上的明顯分野，也反映出中國仍面臨著人均收入提升、社會保障完善、消費能力擴大等系統性挑戰。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中產階層群體正在崛起，但整體經濟結構依然處於轉型期，要承擔起“世界經濟引擎”的角色，還需在技術創新、消費內驅、資本輸出以及制度話語權等方面實現突破。更重要的是，成為全球經濟火車頭，意味著要提供全球經濟的穩定預期與公共產品，這既需要硬實力，也離不開軟制度的支撐。 

　　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美國的同盟體系仍是其最強大的戰略資產之一。儘管近年來美國在多個國際協議上的單邊動作引發了部分盟友的不滿，從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到拜登政府與歐盟、日本在貿易規則、安全議題上的博弈，確實暴露出其領導力的裂痕。但不可忽視的是，美國依然牢牢把控著包括北約、G7、五眼聯盟、QUAD等在內的全球安全與經濟網絡。這些同盟不僅是地緣政治的協作平台，更是在價值觀、制度模式、話語規則上的延伸。雖然歐盟在綠色能源、數字化等領域與中國加深合作，但在核心的政治安全框架中，尚未有跡象表明會全面“倒向”中國。 

　　與此同時，中國確實在全球影響力方面展現出迅速崛起的態勢。從產業鏈完整性到基建輸出能力，從新能源技術創新到14億人口市場所釋放出的消費潛力，中國的綜合競爭力已成為全球不可忽視的力量。“一帶一路”倡議下，多個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得到改善；在電動車、5G、AI、光伏等領域，中國企業走在全球前列。然而，內部挑戰同樣不可低估：人口老齡化問題加劇、青年就業壓力突出、中美科技脫鉤帶來的潛在系統風險，以及金融市場開放不徹底、民營經濟信心波動等問題，都對中國能否長期保持高速增長提出了嚴峻考驗。在這背景下，貿然宣稱中國即將“取代美國”，並不符合現實。 

　　必須看到，當前的世界不是“非中即美”的格局，更不適合陷入簡單的零和博弈。中美關係的未來應建立在長期的競合關係之上。一方面，美國依舊在基礎科研、核心技術、規則制定等方面保持領先；另一方面，中國在應用層面具備更強的速度與廣度，兩國在人工智能、清潔能源、供應鏈穩定等領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間。真正的挑戰不在於“誰崛起、誰衰落”，而在於能否在競爭中維持理性，在合作中找到共識，避免走向不可控的對抗局面。 

　　在一個充滿變數的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或許不是一個“非贏不可”的歷史敘事，而是一種持續進化、自我革新的戰略思維。歷史上的大國崛起常常伴隨著週期性震盪，真正決定成敗的，並非外部環境的友好程度，而是內部治理能力的成熟。無論美國是否迎來某種“毀滅”或“解放”，中國都不應建立在他國衰敗基礎上的成功願景，而應立足自身，走出一條具有制度彈性、發展韌性與文化自信的發展路徑。國際社會需要一個穩定、負責任、可信賴的中國，而這不僅關乎實力，更關乎姿態與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