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健：廈門中秋搏餅起源新探（下）

　　二

　　對于楊先生的觀點，我有幾點商榷。

　　其一，1659年，鄭成功率軍北伐，農曆五月十八進泊崇明島，六月十六破瓜洲，七月初七抵南京觀音門，七月十二攻至南京城下，後因戰機貽誤，未克，兵敗，八月初九返攻崇明城，八月十三從崇明撤退，八月十五中秋，在海上，八月十八，到浙江林門整編，九月水師才回到廈門。

　　而在此期間，洪旭雖然鎮守廈門，但北伐軍務繁忙，又逢鄭成功兵敗南京，斷沒有心情搞歡度中秋的博餅活動的。

　　其二，鄭成功的子弟兵，多為閩南籍，思鄉之說，有些牽強。

　　其三，鄭成功號稱二十五萬大軍，就算一半留守廈門，以六人為單位博餅，也需兩萬多具會餅，這在短時間內是不可能辦到的。

　　張先生的觀點，我比較贊同，所有清代的文獻上，均沒有記載博狀元的起源。可比較遺憾的是張先生沒有提出博狀元是怎麼發明的。

　　三

　　多年前我在單位的文物整理的工作中，發現這樣一件博餅習俗的實物證據，這是一件象牙牌，牌上端書刻“場譜”二字，中間為獨佔整頭圖，下方書刻“狀元四紅合巧得，五子一色奪，全色全收。榜眼、探花分相不同馬軍得，會魁三紅得，進士四聚得，舉人二紅得，秀才一紅得”。此牌詩內容與現今流行的博狀元規則完全一致。顯然，這是難得的實物資料，這與博狀元習俗的誕生、發展有著必然聯繫，對其製作年代的考證，將有助于對該習俗起源的認識。後經方家指正，該牌為博具“狀元籌”的首牌，“狀元籌”是一種娛樂器具，共63枚，192注，最大狀元32注，最小秀才1注，起源亦不可考。

　　首先，從題頭的“場譜”二字看，“譜”在中國古代是指一種分類的類目，創始于南宋的《遂初堂書目》，就是專收各類圖譜的書籍，而中國古代有很多種博弈的規則，將規則加以編排，作為規範的樣本，以供對照尋檢，世稱“譜”、“牌譜”。據文字記載，宋代就有了用骨牌行酒令、博彩的民俗活動。明永樂年間，瞿佑的《宣和譜》中，也記載了用骨牌博彩的玩法，如擲出有色子的五個二點和一個一點，叫“踏梯望月”等等。

　　中國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據近年來專家的考證，此書成書于明代隆慶到萬曆年間，書中很多地方使用了山東方言，表面上作者描寫的是宋代的“宣和遺事”，實則再現了明代中葉，中國山東一帶士大夫生活的社會真實層面。書中多處提到了骨牌博弈，其中第十六回“西門慶謀財娶歸，應伯爵喜慶追歡”描寫“西門慶于是夜玩燈後到李瓶兒家吃酒，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拳吃了一回，又拿一付三十二扇象牙牌兒，桌上鋪茜紅氈條，兩個燈下抹牌飲酒吃一回。”第二十一回“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中“止是吳月娘，同眾姊妹陪西門慶，擲骰猜拳行令，輪到月娘跟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合《西廂記》一句’月娘先說個：‘擲個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球環，游絲兒抓不住荼靡架。’不犯。該西門慶擲，‘我虞美人，見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軍’，吃了一杯。……落後該玉樓完令，說道：‘念奴嬌，醉扶定四紅沉，拖著錦裙欄間，得多少春風鎖金帳。’正擲了四紅沉。”

　　根據以上描寫分析，可以看出，在明代中葉，用牌譜行酒令、博彩的風俗，就已經深入大眾生活，而牌譜的主要功能就是行酒令與博弈。

　　那麼“場”字何解呢？“場”，中國古代科舉的考場，稱“科場”，此為一解；另一解可能是“賭場”。結合“場譜”二字來看，應以第一種解釋為妥，也就可以解釋為：按照科舉功名來制定一種博弈遊戲的規則。

　　文中的“巧得”、“一色奪”、“全收”、“全色全收”、“馬軍得”，與《金瓶梅》中的詞語如出一轍，都是明代中葉的賭博專用語，例如“正馬軍”與“馬軍”，原指古代騎兵方陣的隊形，十馬一排，運用在賭博中，指的是六個骰子分別是一、二、三、四、五、六點，點數由低到高，像馬隊一樣排列整齊，也就是博狀元中的對堂。

　　另外，從這個象牙牌的雕刻風格看，也有明代中葉的風格。此牌地張熟黃，佈滿開裂絲紋，“獨佔鰲頭”圖中的狀元的冠戴穿著，是典型的明代服飾。而牌文的字體也與明代中葉閩北建陽余氏新安堂的出版物相一致，現存的新安堂閩南戲曲刻本中，我們可以很容易找到出同出一轍的字，如：“得”刻成“淂”(《粹玉奉湯藥》)、“馬”作“馬”(《宣春令》)、“紅”作為“紅”(《十段氣節》)等。

　　綜上所述，閩南博狀元的習俗，應該是脫胎于明中葉或以前的士大夫階級的博弈遊戲，可能源之不雅，故不見正史記載，它是如何演變為閩南一帶大眾喜聞樂見的中秋自娛活動，還請方家多多賜教。(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