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玉成：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日子

　　對于學工程專業的人來說，秘書工作畢竟不是長久的崗位，年紀大了再去工地也吃不消。所以，我在給領導做了三年半的秘書後，就主動要求調到業務部門。我是1995年5月離開秘書崗位的，那年33歲。工作調整後我便回到了原來的海外部做了副處長。那個時候公司正在搞海外市場區域性經營，于是由我負責起草《新加坡南洋地區的區域性經營方案》，將馬來西亞、文萊、泰國及菲律賓等駐駐外機構歸編南洋公司進行區域性管理。我11月份主動要求調到新加坡南洋公司工作，本來想到前方更有利于做區域性規劃，沒有想到被派到瑪雅路公寓項目做了工程師，原來所謂的區域性經營只是總部的一廂情願，南洋公司本身並不積極，除極個別人外，很少有人知道有這會事，加上當時的南洋公司還很稚嫩，自身經營與管理應接不暇，根本顧及不上周邊地區，新加坡之外的業務只中國才有。

　　從總部到新加坡項目，工作落差比較大，開始很是想不通，還差點打道回府了，回過頭來看是自己當時沒有擺正位置，剛剛去的第一天，是一位姓孫的項目經理去接的我，放到食堂宿舍就走了，沒有見到公司領導，路上還話外有話的問我是不是去鍍金的。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南洋公司是歸口我所在的東南亞處管理，我又是副處長，總覺得他們應該熱情些，連續幾天沒有見到公司領導，讓我感覺到很失落，只是有人給我傳話，被分配到上面提及的公寓項目，正好在孫經理的領導之下。

　　項目一共三個中國管理人員，做韓國現代的裝飾分包，由于南通四建是這個項目的勞務分包，來自南通四建的劉淵就做了現場經理，除我之外的另一位是從我那個東南亞處裡派出的張煥濤，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孫經理身兼多職，一般不去我們項目。既然是在一起工作，當然得有個稱謂，于是大家都叫我付工，剛剛開始的時候還真有點不習慣，因為在總部工作時，大家都叫我付秘書或付處長，即使南洋公司的領導也是這麼叫。當我電話告知出國後的工作和生活情況時，多少帶有些情緒，還是我老婆說服我要擺正位置，慢慢調整自己，在屋簷下要低頭做人，過了一兩禮拜才習慣過來，後來也就安心的做起了付工。

　　新加坡的現場管理最難過的是氣候關，天氣又悶又熱，30多層的高樓，每天走上走下兩三趟，腿子都是軟的，工地上吃飯睡覺也是個大問題，工地派了個工人兼職給我們三人做飯，上下午均提前一小時離開現場，我們吃得相當的敷衍，天天都在飢餓狀態下，因為體能消耗太大，每到上午十點及下午三點就餓的受不了，只好要工人炒菜多放油，最後連油帶湯一起喝掉，可以稍微延緩一下飢餓。早餐基本是自己對付，要不是快餐面，要不就是餅乾。晚上睡覺我們三人擠在一個二十尺的集裝箱裡，因為有空調，條件就算不錯了，而工人們則住在由三層集裝箱壘起的房子睡覺，沒有空調，很多人一間。由于太熱，有的工人睡著睡著就睡過去了。為了不想讓家裡人掛記，工人們給家裡寫信都說是住在三層樓上。工人們吃飯都是三五好友的一起自己做，有一次國內去了幾個新工人，當天下班去超市買菜，整個晚上都沒有回來，把我們三個人急壞了，差點報了警。直到次日早上，他們才打的回來。問清楚原委才知道，新加坡交通是英聯邦體系，買完菜出來的工人乘公交走反了方向，越走越遠，越遠越不熟悉，直到實在不行了，幾個人一合計才打了個的士，真叫人既生氣又心疼，可換位一想，又覺得可以理解，畢竟出國是掙錢來的，買個菜怎麼捨得打車呢。

　　我開始在新加坡也幹過這樣的事，因為習慣于國內的靠右行駛，下午從項目到公司總部開會，下班後回去就坐反了方向，由于太累，上車還很心安的打個盹，因為算好的十多個站數，應該超過半小時，而且公交司機還會報站，不料在車上睡著了，直到終點才發現糟了，只好半夜打個的回來，就這事，我還在《建築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

　　新加坡地方小，過上一年半載還可以，時間長了就無聊了。本島就那麼幾個地方，基本都是人工自然，沒有什麼好玩的，加上出門花錢，那1:5的匯價還是很令人心疼的。當地人基本喜歡窩在家裡，因為本地人生活安逸， “在家聽父母的，出門聽政府的”就行，國家治理得井然有序，福利待遇又好，人們不用操心，久而久之就培養了國民的島民意識，夜郎自大，總瞧不起他人。

　　說到新加坡人看不起別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一是公司的護照管理。我在項目工作了約半年就調到了公司機關擔任中方人事及行政經理並兼任董事會秘書，我們公司管理中國人護照的是一名叫Yvoe的當地女孩子，她經常把數十本護照散放在桌上外出，次數多了，我忍不住提醒她注意別丟了，她回復我說：沒有關係，中國護照不值錢。另一個例子是我的同事張國民，到樓下巴沙理髮，有點不齊，想再修一下，沒想到理髮師說：你們中國人，窮鬼！到新加坡來掙錢，還嫌我理得不好，有錢到大地方去啊！我也親自經歷被瞧不起的事，當時我們出國都喜歡買些小電子產品，中國人習慣于比價和砍價，時間長了，店家會說：有錢就買，沒錢別看。直到有一天，我拿出鉑金信用卡出來購物，店家的態度才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

　　新加坡我工作兩年多，每一個角落都去過，還編輯了一本《我所認識的新加坡》攝影集，後來因為工作需要我被調到了菲律賓，作為踐行區域性經營的試驗人，從此再也沒有回過新加坡。後來很多同事都成了新加坡國民，偶爾有事因公碰面，大家還覺得很惋惜，認為我要是不離開新加坡，可能發展會更好。 2024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