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大勇:晉江籍菲華作家：菲華文學的中流砥柱

　　在菲律賓華文文學文壇上，存在一個文學的“晉江現象”，指的是一批原籍晉江的華僑，經商之餘，不忘文化情懷，堅持從事華文寫作，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在菲律賓文壇上產生很大影響，並通過各種方式推動菲律賓華文文學的發展和繁榮，在菲華文學的建構中發生了重要作用，是菲華文學的中流砥柱。因此，不妨稱之為菲律賓華文文學中的“晉江現象”。其實，菲華文學中晉江籍作家的貢獻早就有學者關注，如鄭楚、戴冠青都有論文涉及到對若干晉江籍菲華作家的創作的評論。但他們關注的是對晉江籍菲華作家作品的評論及其文學成就的肯定，但還沒有自覺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把它作為一種特有的文學現象來觀照，因此，所引發的關注度也就不夠顯著，一定程度上造成對晉江籍菲華作家創作成就和文學地位認識的不足。只有把晉江籍菲華作家上升為一種“文學現象”，才能更充分地引起文學界對“晉江文學現象”的重視，也就能更準確地認識和把握其獨特貢獻和文學史價值。莊鍾慶在《東南亞華文新文學史》中把肇始于20世紀二三年代的菲華新文學分為四個時期，而在菲華新文學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能看到晉江籍的菲華作家的“身影”，都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莊鍾慶的《東南亞華文新文學史》所收錄的晉江籍的菲華作家來看，多達數十位，“形成時期”的代表作家有林健民、施穎洲、白刃等；“變化時期”的代表作家有陳天懷、白浪、若艾、白雁子等；“成長時期”的代表作家有月曲了、林泥水、施柳鶯、施約翰、莊垂明、王國棟等人，“繁茂時期”的代表作家有陳瓊華、黃春安、陳恩、黃梅、劉一氓、一樂、吳新鈿、明澈、張燦昭、弄潮兒、柯清淡、亞藍、董君君、純純、陳曉冰、王勇、施文志、蘇榮超等，還包括在“成長時期”就已經成名的施柳鶯、施約翰、林泥水等人。除以上這些作家外，鄭楚的《晉江籍菲華作家及其貢獻》還提及如下作家：許冬橋、陳扶助、白山、藍菱、蒲公英、莊子明、田菁、林婷婷、林勵志、莊良有、施清澤、丁德仁、筆鋒、楊文德、柬木星、王錦華、田中人、吳秀薇、吳仲庚、幽蘭、南根、夏影、莊維民、莊幼琴、許少滄、清水草、靖竹、楊韻如、龔錦媚等。近年來比較活躍的晉江籍中青年作家有蔡友銘、許東曉、陳嘉獎、陳淳淳、黃一泓、蘇榮超、楊逸萍、蔡銘、姚靜怡、施佩雯、王仲煌、陳俊仁等。

　　一

　　晉江籍菲華作家的代際出現是與菲華新文學的產生、發展與興盛同步的，在菲華新文學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領導建設文學社團，主編文藝刊物，發起文學論爭，發表文學主張，直接推動菲華文學的產生、發展與繁榮。

　　首先，不少晉江籍菲華作家是菲華新文學的開拓者。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林健民和施穎洲。他們早年在國內受到五四新文學思潮的影響，來到菲律賓後，熱心宣傳“五四”新文學思潮，長期組織和推動菲華文藝運動，領導菲華文學建設，創辦主編文藝刊物，培養菲華文學愛好者，壯大菲華文學隊伍，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菲華文壇的骨幹和領導者，他們二人為菲華新文學的形成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次，積極領導建設各種文學社團，創辦主編文藝刊物，為菲華新文學的發展開闢陣地。在菲華新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很多晉江籍菲華作家成立各種文學社團，擔任社團負責人，通過社團開展各種文藝活動，積極推動菲華文學的發展。如施穎洲、王國棟、吳新鈿、江一涯、柯清淡、明澈、蒲公英、若艾、月曲了、王勇、施清澤、陳恩、黃春安、小英、林婷婷、一樂、許東曉、陳嘉獎等都擔任過各種文學社團的負責人……這些社團的領導者正是通過社團這個平台，團結一批文學愛好者，積極組織開展各種活動，壯大文學創作隊伍，支持社團成員的創作出版，促進了菲華新文學的可持續生產。晉江籍菲華作家還積極主編各種刊物和文學選集，開闢菲華新文學的發表園地，傳播菲華新文學，擴大菲華新文學的社會影響。如施穎洲曾主編《菲華文藝》、《文聯季刊》，擔任《聯合日報》、《大中華日報》、《菲律賓中正日報》總編輯兼各報文藝副刊主編；若艾曾主編《公理報》副刊《晨光之友》；王國棟創辦《菲華文壇》雜誌；張燦昭、許少滄曾主編《晨光》；黃梅、陳瓊華曾擔任菲華《聯合日報》文藝副刊主編；董拔萃現任《聯合日報》總編；王勇曾擔任“龍”詩刊和“學群”副刊的主編；蔡友銘現任《菲律賓商報》執行副總編；陳淳淳現任《菲律賓商報》“海韻”文藝副刊主編。他們還積極從事文學選本的工作，如施穎洲主編有《文藝年選》、《菲華短篇小說選》、《菲律賓短篇小說選》和《菲華散文選》，以及詩集《菲律賓的一日》、《海》、散文集《芳草集》等；由施穎洲等主編的《文藝年選》“是菲華的第一本文藝選集”。文學選本本著質量優先的原則，將零散分佈在報刊上華文作品集中選錄出版，有利于作品的閱讀接受和傳播擴散，擴大受眾面和作品的社會影響，甚至有助于菲華文學作品走向“經典化”。

　　再次，參與發起文學論爭，發表文學主張，推動菲華文學理論建設。菲華新文學曾發生過四次有關詩歌創作的爭論，三次論爭都有晉江籍菲華作家的參與。上世紀50年代前後，白雁子發表長詩《高山晉壽》，引發菲華文學史上首次關于新詩的論爭。上世紀60、70年代，菲華文壇發生兩次有關現代詩的論爭，白雁子發表《很夏天和天體》，支持詩歌的創新，提出“試新創新，詩人本色”的主張。上世紀80年代的第三次論爭是由林健民發起的，他在《聯合日報‧菲華文藝》月刊上發表了《寫詩與造句》，特別強調寫詩三原則，即“令人易懂”、“合情合理”和“注重語法”。菲華文學的拓荒者施穎洲積極參與菲華文學理論建設，他撰寫《菲華小說：來龍去脈》和《菲華新詩：來龍去脈》被稱為“流傳最廣的菲華新文學史料”，他的《菲華文學簡史》(序言)，“給菲華新文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價值的參考”。一樂(李怡樂)等出版的《論析現代詩》則被譽為“菲華第一冊提供鑒賞方法的書”。

　　二

　　在近百年的菲華文學創作史上，晉江籍菲華作家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直接構成了菲華文學的大半“江山”，成績顯赫，影響深遠，在菲律賓文壇佔有重要地位。他們的文學創作，在題材內容上，包羅萬象，廣泛涉獵，觀照視野較為開闊；在藝術手法上，則是傳統與現代並存，多樣化的藝術試驗尤為令人矚目。體現在題材內容上的豐富性書寫和藝術手法上的多樣化試驗。

　　晉江籍菲華作家創作在題材內容上豐富多彩，在以下三個方面表現尤為突出。(一)生動展現菲律賓的歷史和社會現實，尤其對菲律賓的底層社會進行逼真冷靜的透視，體現出現實主義的深度。1986年菲律賓發生“二月軍變”，林健民三千多行的敘事長詩《不流血的革命》，生動回顧了菲律賓歷史上的這一重大革命事件，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為菲律賓文藝留下了光輝的一頁。若艾的《你們三十七個，為什麼》，對菲律賓警方殘害三十七個旅菲華僑的行為表示極大的憤慨和批判，對華僑們的悲慘遭遇表示深刻的同情和擔憂。若艾的《這一天》中的擔豆腐花的矮材，為了果腹，在除夕之際仍然在街頭叫賣生意，反映了菲律賓底層人民生活的無奈艱辛。林泥水的《恍惚的夜晚》等小說則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刻畫菲律賓上流社會醜陋的眾生相。陳天懷的小說《春風浩蕩拂椰廬》，敘述在太平洋戰爭背景下，一對菲華青年男女衝破種族隔閡，真誠相戀的感人故事，有力地控訴戰爭的罪惡和中菲人民不畏強暴、團結抗敵的精神。黃梅的《齊人老康》書寫菲國華僑沉重艱辛的生活，主人公老康家鄉有老妻和兒子，然而相隔三十年都再也沒有見面。亞藍的《英治吾妻》同樣反映底層小人物的辛酸故事，寫一個旅菲華僑家庭成員身處兩地生活的艱辛以及被不幸命運捉弄的無奈，悲涼之霧，瀰漫全文，讀之令人動容。白浪的《小鎮之春》反映了菲律賓底層社會的殘酷真相，因其現實主義的深度而被視為“菲華新文學史上少見的現實主義佳作”。

　　(二)表現了華僑殊途同歸的“望鄉”情結。“望鄉”也是所有海外華人作家創作的共同母題。對于晉江籍菲華作家來說，“鄉”更多指向他們念茲在茲的祖籍地晉江或閩南。柯清淡的《抵鄉》中展現了閩南人熱情款待還鄉遊子的熱鬧場面。鞭炮旗鼓，殺雞宰羊，都抵不過家鄉自產的“蕃薯粥”(地瓜粥)，那是漂泊他鄉的閩南遊子最懷念的味道，承載著“番客”(華僑)對家鄉的刻骨記憶和無盡鄉愁。《許願》詩人寧願相信人有來生，鄭重許下“若有所謂的‘轉世’，‘來生’還要活在此地”的堅貞誓願。若艾的《孤客》生動展現一個老華僑的孤客情懷：詩歌以三十年後的“我”為主人公，將三十年前的兒時之夢和三十年後的再次別離同時植進一場孤客之夢中，一個遠在天涯的孤客，身處他鄉而不敢回鄉，躊躇無奈，其情其意與古詩中所謂“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何其類似也，詩歌感情跌宕起伏，那份交織著無奈傷感、對故鄉魂牽夢縈的番客情懷，正是諸多海外華僑們的內心真實寫照。而翻開林鼎安隨筆作品的目錄，《何處是故鄉》、《故鄉的中山路》、《故鄉的雞蛋花》、《故鄉的風箏》、《故鄉的自行車》、《故鄉的“鹹酸甜”》、《故鄉的“謙先”》、《故鄉的南俊巷》、《故鄉的“十班公”》、《在故鄉冬眠》等標題映入眼簾……一篇篇文章都在無聲地訴說著作者對故鄉的深摯情感。(三)反映愛情婚姻、文化衝突、新冠後遺症、中菲交流等其他主題的作品。除了上述主題外，晉江籍菲華作家還表現愛情婚姻等其他多維主題。陳瓊華小說通過塑造不同的女性形象表達對愛情婚姻關係的追問以及現代女性困境的關注。施柳鶯的《機房往事》《鷓鴣天》、《碧螺春》等小說也表現了類似的思考。晉江籍菲華作家創作還表現了兩種文化的碰撞和交融。陳瓊華的《龍子》中，父親陳中俊對于兒子不說閩南語、用菲語講話十分生氣。與妻子結婚二十多年，他卻從沒有踏進過妻子的家鄉，也不願意遵從菲律賓本地的禮儀，體現了兩種異質文化的衝突。當然，隨著時間的流逝，異族交往的衝突漸漸減小，朝著互相融合的方向發展。陳瓊華《倦鳥》中的裡沓作為一個“出士仔”，嫁到一個華人家庭，努力學習中國文化，主動融合進華人家庭，尊老愛幼，與公公相處融洽，兩種文化終于盡釋前嫌，握手言歡。許東曉擅長散文創作，近年來在中國《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我在觀禮台》《味道》等系列散文作品，或通過海外華人視角，展現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及中菲之間的文化交流，或表現海外華人不變的中國心和故鄉情。陳嘉獎的詩集《我們一定要解放口罩》關注人類災難，通過對新冠大疫的記錄與思考，重新審視昔與今、生與死、愛與悲憫、個體與世界、苦難與救贖等多維主題。黃一泓散文集《點到為止》思考現代女性獨立價值，比較分析中西教育方式的差異以及優劣點等，不乏現實關懷旨向。

　　在藝術上，晉江籍菲華作家創作以傳統現實主義為主，但也進行多種藝術形式的試驗。上世紀60年代，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傳入菲華文壇，影響了晉江籍菲華作家的創作，特別在藝術形式上呈現出嶄新的面貌，如改變傳統小說只注重故事情節而忽略表現挖掘人物內心世界的敘述方式，運用潛意識、夢境、時空倒錯等手法來展示人物複雜的內心世界。施約翰的小說就具有這一典型特徵，在他的《指路牌的風波》和《第五個輪胎》中，可以看到他對于夢境、潛意識、意識流等手法的嫻熟運用。王國棟的小說《長夜》是一篇心態小說，運用了典型的意識流表現手法和蒙太奇畫面的組合方法。純純的小說《歸》描寫一個返菲華僑，走在菲律賓的王彬街頭，思緒萬千，撫今追昔，意識遊走于今昔之間，時空交錯，過去的畫面和現實的畫面疊加呈現，亦表現出蒙太奇手法的特徵。月曲了的詩歌多運用現代主義手法，注重刻畫詩人的內心經驗，採用象徵、暗示、隱喻、意象組合、轉換、反諷與悖論等豐富手法。林泥水的部分小說也有意識地採用現代主義藝術手法。除了現代主義技巧之外，很多晉江籍菲華作家也創造性地繼承了中國美學傳統。如施柳鶯的創作，中西兼備，博采眾長，既能借鑒西方現代手法，也能創造性地轉換中國傳統藝術形式。晉江籍菲華作家還能進行多種體裁的創作，如林泥水是菲華文壇上少數的戲劇家之一，生前出版戲劇集《阿飛傳》、《馬尼剌屋簷下》等。莊子明擅長電影劇本、歌劇、舞台劇、報告文學以及傳記文學等多種題材的創作。施子榮、陳明玉等從事古體詩創作，承續了中國文學的另一文脈傳統，促使古典詩詞在域外土壤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王勇則孜孜于“閃小詩”創作，“閃小詩” 被喻為新世紀出現的“心靈閃電式”的新文體，以六行內為規制，以“超短”的篇幅蘊含豐富內涵，如閃電在瞬間雷閃電鳴以後引發的心靈觸動。陳淳淳則是散文、詩歌創作的多面手，能兼具現代詩、詞、律詩、絕句、散文創作，尤得中國古代“婉約詞”之藝術精髓，出版詩集《心之韻》、散文集《心靈的原鄉》。白雁子擅長敘事長詩，創作有434行的長詩《高山晉壽》，在菲華詩壇產生較大影響。

　　結語

　　菲律賓文學由菲律賓本土的他家祿語文學、英語文學以及菲律賓華文新文學(簡菲華新文學)組成，作為一個人口僅僅佔菲律賓總人口2%的外來語的菲華新文學，由于其有目共睹的成就和巨大影響力，最終獲得菲律賓官方政府的承認，1987年，菲律賓政府正式“承認菲華新文學為菲律賓文學的組成部分”，這在一個以菲律賓語、英語為主要語言，甚至在某些歷史階段還存在著排華現象的國度裡，如果不是在華語文學上取得不可否認、無法迴避的成就，要想獲得接納和認同，是不可思議的。菲華新文學正是依靠自己的強大實力而菲律賓文壇上爭到一席重要位置。在菲華新文學中，晉江籍菲華作家佔據大半“江山”，鄭楚曾在《晉江籍菲華作家及其貢獻》一文中統計，“在菲華作家中，晉江籍的占70%，他們在菲華文學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徐乃翔先生編著的《二十世紀菲律賓華文文學圖文志——散文詩歌卷》所收錄的77位作家中，晉江籍就佔了49位。雲鶴先生曾經主編“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菲律賓卷)，遴選出菲華文壇十位最具標誌性、最有影響性的作家作品，其中六位泉州籍作家入選，即施柳鶯、施約翰、陳瓊華、若艾、明澈和秋笛，其中除了秋笛原籍泉州南安，其他五人原籍都是泉州晉江，可見晉江籍菲華作家創作的份量之重。正因為晉江籍作家在菲華作家群中比例大，份量重，所創作的作品多，所表現的主題和採用的藝術手法豐富多樣，具有較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並能通過建設文學社團、主編文學期刊、編選文學選本、發起文學論爭、建構文學理論等方式，推動菲華文學的產生、發展與繁榮，成為菲華文學的中流砥柱，構成菲華文學的大半江山，在菲律賓文壇產生持續而廣泛的影響，成為一種引人矚目的獨特文學現象，因此，可以稱之為菲律賓華文文學中的“晉江現象”。

　　作者簡介：古大勇，文學博士，紹興文理學院魯迅人文學院教授、泉州師範學院“桐江學者”講座教授。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魯迅在台港澳暨海外華人文化圈的魯迅接受研究”(項目編號：22FZWB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