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賢:一方水土 一方風情 ——論菲律賓華文文學的獨特性

　　菲律賓華文文學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受自然環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菲律賓華文文學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有別于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文文學，有其自身的特色。筆者擬從作品內容和語言風格兩個方面入手，分析菲華文學的獨特性。

　　從作品內容看，菲華文學的不少作品深受宗教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天主教文化的影響。從1565年至1898年，西班牙對菲律賓進行了長達300多年的殖民統治。西班牙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國家，西班牙殖民政府在菲律賓大力推行天主教，引進傳教士、建立教堂、創辦教會學校等。據統計，菲律賓現有83%左右的民眾信仰天主教，是亞洲唯一的天主教國家。受此影響，菲律賓也有不少華文作家信奉天主教，他們通過文學創作積極宣揚上帝博大無私的仁愛精神，希望通過信神、信上帝、信耶穌營造一個充滿愛的世界。

　　秋笛在散文《骨朽之劑》中寫道：“在我每天的禱文中，我都要祈求上帝給我加倍的愛。‘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忌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是的，但願我能如約瑟，如大衛，以愛來化解一切的仇恨，更願愛能充滿每個人的心中。”作者期盼用上帝賜予的博愛來關愛世人，化解仇恨，使人世間的一切變得溫暖和美好。楊韻如的《心情隨筆》認為人要過得快樂安寧，就必須“把一切勞苦重擔都交託給主”，因為“上帝為人類預備救贖的道路，這條道路使人類在世上所受之萬般的捆綁與苦楚中，能夠獲得釋放，過著情感與理智，靈魂與肉體都能一致的和諧生活，因為靈魂與肉體是屬於生命不同的層面，只有完全的信靠祂，才能化解內心的掙扎。”在作者看來，只有全身心地信仰上帝，才能擺脫人世間的不幸與苦痛，才能拯救沉淪的靈魂。清瑩的《復活重生》《這個世界》、秋笛《求神管教我們》《和睦同居》《關門開窗》《逆我者亡》《震撼的日子》《感動‧感恩》、林秀心的《幸福婚姻》《母親節想到盡孝》、莊稼人的《上帝也會生氣》《施比受更有福》《毋論斷他人》、修如《追思》等作品也都或隱或顯地帶有天主教色彩。

　　其次，族群意識、文化認同、身份歸屬一直是菲華文學關注的重要主題。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菲律賓華人在由僑居轉變為定居後，開始將菲律賓視為自己的國家，開始意識到與當地族群融合的必要。菲華作家王勇非常精準的概括了菲律賓華人對中國與菲律賓的雙重感情：“菲律賓華族從‘落葉歸根’的心態轉換到‘落地生根’的生態過程，即是一種去分別主義，中國和菲律賓都有我們的家，前者是先輩的故鄉，後者是子孫的家鄉，我們同樣有無法割捨的感情，真是兩樣落花一樣情。”1在或主動或被動地融入當地社會的過程中，菲律賓華人也面臨著族群意識淡化、華族文化失根的危機。

　　由于歷史原因，菲律賓是東南亞國家中最為西化的國家。西班牙的殖民統治給它帶來了天主教，美國的殖民統治給它帶來了基督教和英語。雖然菲律賓于1946年獲得完全獨立，但整個國家依然深受美國的影響，其國內還有美國的軍事基地，政治、經濟和文化也與美國有著緊密的聯繫。在嚴重西化的社會風氣的衝擊下，僅佔菲律賓總人口1.5%的華人的下一代出現了重英語、輕中文的現象。很多華裔新生代不會說普通話，不會寫漢字，看不懂中文書。柯清淡《兩代人》《命名記》《居家猛驚》《中文報紙的傳奇》、幽蘭《小城的遺憾》、秋笛《外來語》《禮儀》《受教的小犬》《一位幼教老師的心聲》、蔡惠超《推行華語華文的社會使命》等文章都為菲律賓華族“自我”屬性的漸趨模糊與文化根脈的逐步喪失而憂心忡忡。

　　柯清淡的小說《海外龍危》表達了作者對中華文化在菲律賓華社面臨斷層的深切憂慮。“我”因做生意結識了偏遠小島上的幾位中老年華僑。每次“我”到小島，都會給僑胞們帶來中文報刊，和他們談古論今，分享新中國成立後所取得的成就。隨著這些老僑胞的凋零離世，他們的中菲混血兒女只熟悉西方歷史人物和影星球星，卻無人知曉岳飛秦檜為何人。作者不禁感慨“自半世紀以來，這國家(菲律賓)的專業人才的深造和出路，尤其是咱們身為外僑或二等公民的龍傳人，都以星條旗國為主的講英語國家為其去向和歸宿。”“龍之香火”的傳承問題令人心焦，“我彷彿目睹到風塵僕僕的倉頡和孔夫子，正在這國土上舉目無親、投宿無門之慘景”。柯清淡的另一篇小說《兩代人》更是直面正視菲律賓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作者認為菲律賓華人在迅速融入菲律賓社會的同時不應忘記自身種族的本位意識和價值觀，應該教導下一代“認識自身在他人心目中是個什麼社會角色……懂得怎樣不卑不亢地融合其中，怎樣去捍衛自身的生存和權力，怎樣去向大社會注入一種外來的貢獻。” 

　　語言是文學作品的載體，語言的豐富性和靈活性決定了文學作品的表現力。菲律賓華文文學是用漢語創作的，但在與菲律賓本土語言、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呈現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包容、創新與變通。

　　首先，受當地自然環境的影響，菲律賓華文文學作品中的文學意象具有鮮明的菲律賓本土色彩。董君君《她又來了》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她滿頭白髮蓬鬆，……多皺的臉上，老人斑像菲律賓地圖上的千島浮現海面。”菲律賓由7000多個大小島嶼組成，素稱“千島之國”，作者以“千島”來形容主人公臉上的老人斑之多，形象而又詼諧。明澈《椰樹的歎息》：“在晚風中/您發出淒迷的歎息/在明月上/您哼著生命的啞歌……”以擬人的手法來描寫椰樹，極富象徵意味。而施柳鶯《天涼好個秋》：“(男孩)挺拔得像背後的椰子樹……”和黃春安《珊瑚王國》中：“在巴佬灣海濱的漁家女阿爾莎‧系仁，今年剛剛十八歲，長得像海岸上迎風搖曳的小椰樹一樣修長美麗……”都用“椰樹”作喻體，以椰子樹來比喻人的身材，十分生動直觀。眾所皆知，菲律賓是世界上最大的椰子生產和出口國之一，有“世界椰王”的美稱。在菲華作家的筆下，當地最常見的“椰樹”已成為具有特定象徵意義的文學意象了。董君君小說《八大神藍》將主人公偶然遇到的心儀女子比喻為芬芳美麗的茉莉花：“子建發現了一朵小小的茉莉花，那麼潔白，那麼清芬，叫他的眼睛發亮，怦怦心跳……這一朵小小的茉莉花開在誰家籬間卻無從知悉。”茉莉花是菲律賓的國花，菲語稱為“桑巴吉塔”，意思是“我答應永遠愛你"。茉莉花遍佈菲律賓城鄉的每個角落，深受菲律賓人民的喜愛。菲律賓青年常將它作為獻給愛人的禮物，向對方表達愛情的心聲。作者採用茉莉花的意象，既契合菲律賓人民的審美心理，也傳神地刻畫出主人公對女子的愛慕之情。

　　颱風和地震是菲律賓最常見的自然現象。每年夏秋兩季，都會有15至20次颱風襲擊菲島。由于菲律賓地處太平洋板塊和亞歐板塊交界處，地震活動十分頻繁，每年都要發生幾十次地震。颱風和地震經常給菲律賓造成嚴重的災害。有趣的是，這兩種最令人懼怕的自然現象卻成為了菲律賓華文作家筆下常用的兩個文學意象。如陳曉冰《義結金蘭》“件件不幸的事情如颱風似的驟來，令他措手不及”，董君君《黑豹與哈叭狗》中“一席話‘龍捲風’似颶得黑巷飛沙走石……” 陳曉冰《三哥》中“他表示決不屈服于父母的嚴威之下，就算刮十號風球，他與那位姑娘也吹不開”，董君君《警‧匪》“可比裡茨特十級地震的菲律賓綁票勒贖，不斷發生，使千島之國天搖地動”，亞藍《英治吾妻》中“培叔親自跑來我家，眉毛直豎，是十級地震，氣呼呼地叫嚷起來”。這些句子都抓住了颱風和地震的特點，或用來刻劃人物，或用來渲染氛圍，既形象又貼切。

　　無論是自然景觀，還是氣候、物產，都能被菲華作家信手拈來，並化為一個個生動的文學意象。這些富有菲律賓當地色彩的文學意像一方面體現了菲律賓華文文學語言獨特的地域性，另一方面也顯示了菲華作家在跨文化語境下探索文學語言本土化所取得的成就。

　　其次，菲律賓華文文學語言具有濃郁的閩南鄉土特色。在菲律賓華人華僑中，祖籍福建的達90%左右，而且大多來自閩南地區(如泉州、廈門、漳州等)。閩南地區的方言及民間習俗對菲律賓華人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對家園故土的深深眷念使鄉音鄉俗得以在異國他邦延續下來。在菲華作品中，有大量的閩南方言詞語和俗語。如：“唐山”(中國)、“呂宋”(菲律賓)、“咱人話”(中國話，多指閩語)、“頭路”(工作)、“頭家”(老闆)、“某”(妻子)、“查某”(女人)、“夭壽”(口頭語，表示驚歎、遺憾或不滿)、“眠床”(床)、“代志”(事情)、“古意”(老實)、“水”(美，多指女性)、“緣投”(英俊，多指男性)、“貴氣”(高貴，價值高)、“歹”(壞)、“衰”(倒霉)、“厝”(房子)、 “困”(睡覺)等。欣荷《月到中秋》描寫了父子兩代人在婚姻觀念上的衝突。當兒子告訴父親自己決定娶菲人女孩為妻時，父親暴跳如雷地吼道：“你瘋啦！要娶一個番婆？你忘了自己是中國人嗎？”兒子反問道：“誰規定中國人不能娶菲律賓女人的？”“番婆”在閩南語中指南洋土著女人，帶有鄙視的色彩。父親以“番婆”來稱呼菲律賓女人，其語氣中的貶低與排斥之意是不言而喻的。細讀菲華作家的作品，可以發現“番仔”、“番婆”、“番仔話”這些帶有敵意與輕視意味的詞，一般都出自老一輩的華人之口。年輕一代的華人大多則以“菲人”、“菲律賓女人”、“菲語”取而代之。這種稱呼的轉變反映了菲律賓華人在傳統觀念上的改變，也顯示出中菲兩族人民的日益融合。

　　為了增強文學作品的生動性與感染力，菲華作家巧妙地將經過加工的閩南方言俗語和民謠運用到創作中。柯清淡《五月花節》以“千銀買厝，萬銀買厝邊”這句富有閩南特色的俗語來說明華人與當地菲律賓人友好相處的重要性。菲華作品引用的閩南俗語和歌謠很多，如“劣竹出好筍”、“久病無孝子”、“親生子，不值荷包仔”、“好兒好匕桃(好玩兒)，歹兒不如無”、“窮厝無窮路”、“頂厝人在打兒，下厝別人的兒乖”、“一雙手五粒鈕”、“乞丐灶不嫌好歹柴”等。閩南歌謠如“雷公呼呼響，鴨仔逃落田。田里生柳枝，熟的挽來吃，生的送丈人。丈人阿諛好，阿哥娶阿嫂……”等。這些俗語和歌謠不僅能凸顯作品人物的身份特徵，而且通俗形象，使菲華作品充滿濃郁的閩南鄉土色彩。

　　菲律賓華文文學還吸收了菲語、西班牙語、英語的詞彙及語句，體現了菲華文學語言的混雜性和多元性。菲律賓是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的國家，英語和菲語是其官方語言，西班牙語在菲律賓也佔有一席之地。受此影響，菲律賓華文文學語言具有多種語言交融的現象。菲律賓華文作家在進行創作時，遵循華文文學是以漢字書寫的文學這一原則，因此在使用菲語、西班牙語或英語詞彙時，多以音譯為主，同時也兼顧漢語的意義和構詞特點，盡可能地在菲語、西班牙語和英語的語音外殼裡注入中華文化的內容。但有時出于創作上的特殊需要，也直接引用菲語、西班牙語或英語。

　　陳默《小女兒的選擇》寫熱愛中華文化的父親帶著女兒(中菲混血兒)去買七巧板，想藉此讓女兒學會認中國方塊字。在王彬街的一家書店裡，父親沉浸在翻閱中文書籍的喜悅裡，而女兒的一句“Bili mo Sesame Coloring Book”，猶如一枝箭，射中他“本已暗傷的胸膛”。女兒的這句話夾雜了菲語和英語。“Bili”與“mo”是菲語，分別是“買”和“你”之意，而“Sesame coloring Book”是英語，意為“芝麻街填色圖書”。整句話的意思是“你給我買芝麻街的填色圖書”。作者直接引用了菲語和英語，既貼合女兒中菲混血兒的身份，又體現了兩代人兩種不同的文化觀。父親摯愛中華文化，而女兒卻深受菲律賓文化和美國文化的影響。父輩與子輩的文化代溝就在這句菲英結合的話裡顯露出來。看似尋常的一句話卻傳達出作者對中華傳統文化能否傳承下去的深切憂慮。施柳鶯《十二月的陽光》：“DIYOS KO！你竟然打我！”紫雲《馬車伕之戀》：“Diyos ko！怎麼會這樣？”都直接引用了“DIYOS KO”。“DIYOS KO”是西班牙語，字面意思為“我的神(或主)呀”。受西班牙長期殖民統治的影響，菲律賓人大多信仰天主教。現代菲語中約有三分之一的詞彙源自西班牙語，尤其是與宗教有關的詞彙、稱呼等。以上所舉的兩個句子皆出自菲人之口，用“DIYOS KO”顯然比直接用漢語“我的神”或“主呀”來得好，既符合作品人物的身份，又給人以藝術的真實感。

　　除了直接引用菲語、英語、西班牙語的詞彙外，菲華作品中還有大量的音譯菲語詞，如：“大家樂”(Tagalog，他加祿語，即菲國語)、“引叔”(Instik，菲人對中國人的稱呼)、“沓當’(Dadang，老叔或老伯)、“羅拉”(Lola，奶奶或阿婆)、“馬農”(Manong，老兄)、“大呆”(Tatay，爸爸)、“亞地”( Ate，姐姐)、“亞亞/丫丫”(Yaya，菲律賓小孩對保姆的稱呼)、“描籠”(Barong，菲律賓國服)、“夏樂夏樂”(Halo-Halo，菲律賓的一種甜食冷飲)、“漫霧葛”(Mambucal，菲律賓一個有名的溫泉)等。菲語是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文字。菲華作品中的音譯菲語詞均是從菲語中直接譯過來的，其中有些詞彙的讀音是菲語的，意義卻是漢語的。如“大家樂”和“夏樂夏樂”這兩個詞與眾所皆知的“可口可樂”(Coca-cola)的翻譯有異曲同工之妙。以Tagalog 語為基礎的菲國語當然是大家都愛說的語言，所以叫“大家樂”，而在炎炎夏日裡最讓人開心的莫過于喝一杯冰涼解渴的飲料，這就是“夏樂夏樂”。又如“漫霧葛”一詞，僅從字面上看，便讓人不由聯想到煙霧瀰漫的溫泉，而它的菲語名字正是Mambucal，將音與義和諧地統一在一起，這充分體現了漢語言的豐富性與包容性。菲華作家對菲語、西班牙語和英語的吸收與運用，不但為漢語詞彙增添了新鮮的血液，而且為藝術表達手段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語言材料。

　　菲律賓華文文學是用漢語創作的，這就決定了它的文學語言具有漢語本身所固有的民族特色，與此同時，它又善于使用富有地域特徵的文學意象，對閩南方言、菲律賓語、英語、西班牙語等多種語言成分兼收並蓄，這又使得菲華文文學語言具有鮮明的菲律賓色彩。著名學者張炯先生對菲律賓華文文學語言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菲華文學)使華語增添了地域的韻味和語符的張力，表現出自己特殊的語言風格，它與中國大陸或港台澳的文學語言固然有異，即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文文學相比，也有一定的差別。”2

　　註釋：

　　王勇：《椰島相思》，《碧海花舞》，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2010年，第243頁

　　2張炯：《菲律賓華文文學的世界意義》，《文學的回眸與思考》，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376頁 

　　作者簡介：林明賢，福建廈門同安人，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就職于華僑大學華文學院，長期從事對外漢語教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廈門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會理事。在《華文文學》、《華僑大學學報》、美國《新大陸詩刊》等發表多篇文學評論。參與編寫東南亞華文文學叢書《東南亞華文文學語言研究》、《東南亞反法西斯華文文學書卷》。曾受邀赴文萊及印尼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