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淳淳：泉州海上絲綢之路與菲律濱華人華僑的關係（上）

　　一、中菲貿易關係的起源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中菲關係始於公元三世紀，理由是《三國誌•吳書•吳主傳》記載“黃龍二年(公元230年)，“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夷州被學術界認為是台灣島，而亶州則被疑為菲律濱。公元三世紀，吳國孫權曾派遣康泰、朱應通使扶南等百數國，有學者考證，兩位特使到過的巨廷、耽蘭和杜簿在菲律濱境內。另一些學者及考古學家認為中菲貿易始於唐朝(公元618年至905年)，大約公元九世紀。在馬尼拉及附近地帶及宿務、加牙淵、牙禮拉港(民多洛)、加拉沓干(描東岸)、描武淵群島、怡洛戈和蜂牙絲蘭沿海地區，曾發現唐朝的石器及其他器具。 著名考古學家羅伯特•福克斯認為，早期來到菲律濱的商人及旅行者，用唐朝的瓷器作為商品同本地人換糧食和其供應品。

　　《海關稅務紀要》說：“唐，置市舶提舉司於杭州、泉州諸良港”。 當時泉州港因“南海蕃舶”常到，而“島夷斯雜”，出現了“市井十州人”的盛況。

　　據菲律濱的《100 EVENTS THAT SHAPED THE PHILIPPINES(塑造菲律濱的一百項事件)》的記錄，“大約公元三世紀，菲律濱群島的商人，航海到扶南進行貿易。考古學家0.W。沃特爾認為，在扶南出土的珍珠和黃金，證明上述貿易曾在一段時期內進行。其他記錄則顯示，約公元五世紀初，馬六甲海峽已成為馬來、印尼與菲律濱商人通商的“形成中的商業區”。他們交易了“來自西婆羅洲、瓜哇及其他東部島嶼、馬來半島上部和內地的各種貨品”。他們可能“開闢了從印度到中國的航線”。約公元800年，菲律濱群島若干主要河流的河口，建立了貿易中心，從而“沖淡了群島南部居民與北部居民之間的文化差別”。肯定地，各島居民不僅相互交易，也同婆羅洲、中國與暹邏(泰國)的商人進行海上貿易。”

　　中國人與菲律濱群島居民之間的直接貿易，可能始於十世紀。據《宋史》卷四百八十九記載： “又有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載寶貨至廣州海岸。”摩逸國(麻逸國)便是現在的菲律濱。無可辯駁的證據顯示，華人從泉州海上絲綢之路來到菲律濱群島進行商貿活動，始於宋朝是有史可據的。北宋政府於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設置了提舉市舶司，據《宋會要輯稿》記，從建隆至元祐百年間，泉州早已成為蕃商、蕃舶集居和出入門戶之地。當時的泉州有“金山珠海，萬寶之藏；贊賣航琛，奔走乎百蠻之廣；樓船舉帆而過肆，賈胡交舶以候風。

　　據趙汝適《諸蕃志•麻逸國•三嶼》記載：“麻逸國，在渤泥之北；團聚千餘家，夾溪而居。土人披布如被，或腰布蔽體。有銅佛像，散佈草野，不知所自。盜少至其境。商舶入港，駐於官場前。官場者，其國闤闠之所也；登舟與之雜處。酋長日用白傘，故商人必繼以為贐。交易之例，蠻賈叢至，隨籬搬取物貨而去。初若不可曉，徐辨認搬貨之人，亦無遺失。蠻賈乃以其貨轉入他島嶼貿易，率至八、九月始歸。以其所得准償舶商，亦有過期不歸者，故販麻逸舶回最晚。三嶼、白蒲、延蒲、裡嚕、裡銀、東流、新裡漢等，皆其屬也。土產黃蠟、吉貝、真珠、玳瑁、藥、檳榔、於達布，商人用瓷器、貨金、鐵鼎、烏鉛、五色琉璃珠、鐵針等博易。”

　　“三嶼，乃麻逸之屬，曰加麻延、巴姥酉巴、吉弄等；各有種落散居島嶼，舶舟至則出而貿易；總謂之三嶼。其風俗，大略與麻逸同。每聚落，各約千餘家。地多崇岡迭嶂，峭拔如壁；憑高依險，編茅為屋。山無水源，婦女以首絫擎二、三甕取水於溪，登陟如履平地。窮谷別有種落，號海膽；人形而小，眼圓而黃，虯發露齒，巢於木顛。或三、五為群，跧伏榛莽，以暗箭射人，多罹其害。投以瓷碗則俯拾，忻然跳呼而去。番商每抵一聚落，未敢登岸；先駐舟中流，鳴鼓以招之。蠻賈爭棹小舟，持吉貝、黃蠟、番布、椰心簟等至與貿易。如議之價未決，必賈豪自至說諭；饋以絹、傘、瓷器、籐籠，仍留一二輩為質，然後登岸互市。交易畢，則返其質。停舟不過三、四日，又轉而之他。諸蠻之居環繞三嶼，不相統屬。其山倚東北隅，南風時至，激水沖山，波濤迅駛，不可泊舟。故販三嶼者，率四、五月間即理歸棹。博易用瓷器、皂綾、纈絹、五色燒珠、鉛、網墜、白錫為貨。”

　　“蒲哩嚕與三嶼聯屬，聚落差盛。人多猛悍，好攻劫。海多鹵股之石，槎牙如枯木，芒刃銛於劍戟；舟過其側，預曲折以避之。產青琅玕、珊瑚樹，然絕難得。風俗、博易與三嶼同。”

　　根據上述《宋史》及《諸蕃志》的史證，可以確定華人進入菲律濱群島進行商易活動始於宋代(公元十世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