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眼睛一睜開，微信“朋友圈”以及各個群組都在慶祝“六一”，我們小學同學群裡照樣在相約要在今晚聚會。今天，他們想自駕去海邊郊遊，然後晚上聚餐，敘舊話新，真羨慕遠在故鄉的他們有自由的空氣可以呼吸。去國離鄉將近三十載，物是人非，原本以為逃離職場後，我可以有時間去當背包客，去重踏故鄉的小巷。幾年前，我家的老房子已經列入拆遷的計劃，父母在世時，每次回去的時間總是不夠用，三、五天的時間不是這個約，就是那個請，剩下的就是把握與父母相聚的短暫的時光。可恨的疫情，讓人把所有的計劃全部打亂，回鄉的成本與門檻日漸增高，回國對我等來說似乎成了一種奢望，故鄉看不見也摸不著了。
從我過完五周歲生日後一個月進入小學讀書的那一年開始直到移居菲律濱之前，“六一”一直是我們家最隆重的節日，媽媽會在那一天炒米粉給全家人吃，在物資匱乏，計劃經濟的年代，什麼東西都要憑票購買。媽媽會把肉票攢著，那時也沒有冰箱，“六一兒童節”一大早，媽媽就要到菜市場，排隊賣肉，在食品站，如果碰到表舅值班，刀子一斜切，必然瘦肉會多一點。
“六一”那天是孩子們的重大節日，學校會在節前發邀請信給各個村子比較有名望的人或者大隊、居委會的人，各個班級各顯神通，就像現在在拉贊助一樣，那天每個孩子都會分到一包糖果、餅乾，學校會在那一天舉行運動會以及各種遊藝活動，獎品是一些文具，聞到平時捨不得買的鉛筆，鉛筆裡木頭的香味，真是好聞，還有“香擦”(有香味的橡皮擦)......。那時，學校哪有什麼校服，每個班級會要求學生在六一兒童節這一天統一服裝，有的一律的白襯衫，女孩子穿藍裙子，男孩子穿藍褲子；有的運動衫，運動褲；很多人買不起這些著裝，向別人借衣服穿是很平常的事。記得有一年，我們班班主任佈置的穿著是紅色的有領的短袖運動衫，我的衣服卻是紅色V領的，我跟媽媽要求了好幾天，求她給我買一件與同學們一樣的衣服，媽媽不答應就是不答應，最後我只能“與眾不同”的去做那個“特立獨行”的人，好在同學們都沒有嘲笑我的意思，老師也沒有批評我。
我在小學的“高光時刻”是在小學三年級的六一兒童節前夕，當上了“紅小兵”副大隊長，那一年，學校的歡慶“六一兒童節”的大會由學生做主角，主席台上坐著學校領導，村裡大隊幹部以及居委會幹部等等，老師安排我上台講話，告訴我是第一個講話，當天，當司儀的是五年級的大隊長，一句“主席講話”，讓當時才8周歲的我，嚇得停頓有5秒鐘，“主席”只有從有認知開始偉大領袖毛主席才有的稱號，我看看周圍，沒人反應，應該就是我了，於是走上了講台，滿臉通紅，開始了演講。
經過了一天的快樂的節日時光，下午放學回家，媽媽會給我一塊錢人民幣讓我到中百職工食堂買肉丸，地下黨出身的爸爸在文革前的反地方主義的運動中提前落難，被發配到中百公司的參加基建，而躲過文革被批鬥的劫難，負責食堂掌勺的王叔叔脾氣非常不好，可是特別喜歡我，每次一看到我，總會多給我加很多湯，回家後，晚餐是媽媽用托大姐夫的叔叔走貨運從“湖頭”買來的“米粉碎”，加上那珍貴的肉，加一些菜，紅蔥頭，吵了一鍋香噴噴的米粉，再配上肉丸湯，簡直是人間美味。媽媽的這一炒米粉過六一兒童節的傳統，一直延續到我讀完中學，甚至走上工作崗位當了中學老師以後還是這樣。
當我移居菲律濱之後，不管我在哪裡，我都會煮上米粉，來過我的“六一兒童節”，以此致敬疼我惜我的媽媽以及對故鄉與親人的思念之情。
在我落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與在馬尼拉的二姐電話交談，她說她中午炒米粉，我說今天是“六一兒童節”，姐妹倆會心一笑，一切盡在不言中。
而此時，遠在故鄉的我的小學同學們正在自駕郊遊聚會的路上，祈願待到疫情消弭時，等我一起去共歡暢，讓我們彼此祝福吧。
(06/01/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