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汪震：中国悬棺葬俗何以播及东南亚？

　　中新社福州4月3日电 题：中国悬棺葬俗何以播及东南亚？

　　——专访福建博物院研究馆员汪震

　　中新社记者 龙敏

　　中国古代先人在临江面海、依山傍水的悬崖峭壁，将殓尸棺木高置于崖壁、洞穴或裂隙处，这就是悬棺葬。悬棺葬俗广泛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在东南亚乃至太平洋群岛亦有较多分布。

　　这是一种怎样的葬俗？何以播及东南亚乃至太平洋群岛？福建博物院研究馆员汪震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悬棺葬是一种怎样的葬俗？

　　汪震：悬棺葬是中国古老先民们的一种独特葬俗，最早流行于南方古越人所居地域。广义的悬棺葬，根据其具体类型，也被称为崖棺葬、崖洞葬等。其主要特征是将船棺、木棺、陶瓷瓮等葬具放在江河岸边的山崖上。有的依靠人为打桩支撑，有的放在悬崖间的缝隙处，有的则置于天然或人工开凿的崖洞内；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

　　悬棺葬分布范围除福建、江西、浙江、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台湾等中国各地外，还向海外传播，目前在越南北部、泰国东北部、加里曼丹岛、菲律宾群岛、琉球群岛、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与波利尼西亚群岛等均有发现类似遗存。其流行年代从商周开始，直至明清西南地区如苗族、布依族等的聚居地仍有发现。

　　在面临江河或朝向大海的山地，古代先人选择高处作为死后归处，除了避免野兽侵袭和人为破坏、以及利用洞穴遮蔽风雨的实用考虑外，还与早期的魂灵思想有关。在他们看来，人死后并非形神俱灭，而是有灵魂的，可以“升天”，而“山”是“升天”的必由之路。因此，他们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把尸骨葬在巍立云端的悬崖峭壁之上，以契合“升天”的企盼。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福建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武夷山，可以看到悬崖峭壁上的船棺。为何说武夷山是悬棺葬俗的发源地？作为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武夷山船棺有何文化价值？

　　汪震：位于福建北部山区的武夷山，以碧水丹山、奇峰异石著称。坐竹筏顺九曲溪而下，数百丈高的悬崖峭壁上，有多处神秘洞穴和船棺。

　　有关武夷山船棺的最早记载，始于南朝。南朝佚书《建安记》曾叙说顾野王到过闽北地区，谓“建安有武夷山，溪中有仙人葬处”“谓之地仙之宅，半岩有悬棺数千”。著名理学家朱熹云：“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传即神所宅。峰峦岩壑，秀拔奇伟，清溪九曲，流出其间。两崖绝壁，人迹所不到处，往往有枯杈插石罅间，以庋舟船棺柩之属。柩中遗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坏。”

　　从目前已发现的该类葬俗来看，武夷山脉附近发现的悬棺葬时代都比较早，其中又以武夷山市从白岩和观音岩上取下的船形木棺年代最早。这两具船棺均以楠木刳成，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分别为3445±150年及3370±80年。结合棺内丝棉织物及附近出土的陶片等进行类型比对，这两具船棺的年代大致锁定在商末至西周中晚期。

　　目前，武夷山景区西北部莲花峰白岩崖洞取下的船棺馆藏于福建博物院，长约489厘米，宽约55厘米，高约73厘米。1973年，福建省博物馆组成船棺考古队，在当地政府部门支持协助下，采用人力绞车升空的办法，将考古队员送入距谷底51米的崖洞内，成功将船棺完整取出并吊装落地。

　　船棺整体呈船形，底部似梭形，由上下两部分套合。这种船棺体现当时居民水行山处、生死不离舟楫的生活形态。经体质人类学家对遗骨的鉴定，船棺主人为一名55岁到60岁的男性，身高约1.65米，属海洋蒙古人种类型。

　　在白岩船棺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件龟形木盘，被放置在死者胸前。龟为水中常见生物，因其长寿往往被赋予长生祥瑞之意，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前往幽冥世界的某种寄托。

　　武夷山市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所在地，文化内涵丰富久远。武夷山市所处的闽北地区，考古发掘的史前遗迹众多。武夷悬棺的发现，可证明早在数千年前就有一支古越人在此生活，他们活跃于闽赣浙三省交界地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极大推动了东南地区迈入文明的进程。

　　船棺内出土四种纺织品残留物，分别为大麻、苎麻、蚕丝和棉布。那一小块不起眼的青灰色棉布，价值极其珍贵，是当时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棉布。《禹贡》所记载的东南地区进贡的特产“吉贝”，即为棉织品。考古发现印证了福建地区悠久的丝棉纺织史。

　　中新社记者：在古代，没有现代先进机械设备，用何种方法将悬棺放置到数十米甚至数百米高的悬崖洞穴中？

　　汪震：沉重的悬棺如何放置到险峻的悬崖峭壁之上，一直是这种特殊葬俗的难解谜团之一。三千多年前，生产力水平低下，要把那样硕大笨重的棺木放置到悬崖绝壁的腰峰间，就是在今天，也绝非易事。

　　学术界曾有几种推测，包括当时水位较高可以直接将船棺放于洞穴间，搭土台、木架、栈道等抵达洞口进行安放等。但这些推断在综合各种因素研究后，都因为可能性较低而逐渐被否定。

　　目前，学界认为最可能的方法是采用原始的吊装技术，将悬棺提升到一定高度进行安放。而武夷山白岩船棺上，也确曾发现绳索捆绑的痕迹。江西相关部门还曾实地做过实验进行验证。

　　鉴于当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尚无齿轮这样的工具，要吊装沉重的船棺到极高的位置也十分困难。古人具体如何操作、使用何种工具和手段，都需要进一步累积证据才能得出结论。但无疑，当时先民们所拥有的因地制宜的智慧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中新社记者：悬棺葬俗如何播及东南亚乃至太平洋群岛？

　　汪震：在史前人类迁移的研究中，南岛语族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性课题。有研究认为，早在距今6000年前，东南沿海地区的人群就开始向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沿海岛屿扩散；在距今5000年到4000年左右，又逐渐向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扩散；这种趋势延续到了青铜和铁器时代。

　　在汉代以前，中国南方广大地区为百越所居之地。随着王朝的更迭和中原局势的变化，越人除很大一部分融入华夏体系外，也有一些族群向更远的南方及海上迁移。他们选择与自己生存环境相似的地方定居，也将包括丧葬方式在内的文化习俗保留了下来。

　　2010年，波利尼西亚南岛语族后人曾经发起过一次“寻根之旅”。他们驾着仿古的独木舟，仅凭观测星空、洋流等进行导航，经过四个月抵达福州。这次大胆的尝试，也证明了早期海洋迁徙的可行性。

　　中新社记者：当下，应如何加强悬棺葬俗的研究和传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并藉此桥梁纽带密切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合作？

　　汪震：目前，中国的悬棺葬资料日益丰富，研究也更加深入广泛。综合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各学科力量，进行更细化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厘清古文化的发展脉络，对于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有重要意义。同时，加强悬棺葬课题的国际合作，也能推动早期人类迁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向外传播的重要桥梁，也是连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这种密切联系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史前时期人类就开始面向海洋的不断探索。正是对海洋的探索认知，推动了造船术和航海术的进步，进而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基础。“海上丝绸之路”不但是互通有无的商贸之路，更是文化传播和融合之路。

　　东南亚、南亚地区不但广布众多侨胞，与中国有斩不断的血脉联系，更在文化上彼此相亲。在明代，郑和下西洋曾在这里留下深刻烙印，三保庙、妈祖庙等至今在东南亚地区受到敬拜。而中国也曾从东南亚引进包括番薯在内的重要农作物。这种互学互鉴，令彼此受益，也成为人类建设共同精神家园的典范。(完)

　　受访者简介：

　　 汪震，福建博物院研究馆员，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陈列及文博研究工作，为《福建古代文明之光》《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等主创人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