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李暎澈:中国北宋钱币为何出现在韩国济州岛?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3年03月21日 09:13
中新社首尔3月20日电 题:中国北宋钱币为何出现在韩国济州岛?
——专访大韩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李暎澈
作者 刘旭 万佳欣
当地时间1月26日,大韩文化遗产研究院(Daeh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Properties)发布了济州岛梧登洞寺庙遗址发掘初步调查结果,研究显示,梧登洞寺庙遗址出土了约20枚中国北宋铜钱。近日,大韩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李暎澈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梧登洞寺庙遗址研究切入,介绍中国文物在韩发掘出土过程,探寻中韩历史交往脉络。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本次梧登洞寺庙遗址发掘的背景和过程。
李暎澈:2020年,济州岛某居民想在其位于梧登洞的私有土地上建造仓库设施时,得知那里是文化遗产遗存区。根据韩国行政程序,2020年12月,我们首先对该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测试调查。然后国家制定预算,确保研究经费。
2022年夏天,发掘调查正式开始,2022年10月左右,第一次在遗址中发现了中国铜钱。最终,发掘调查成果中,中国古代铜钱之外,还出土了中国陶瓷制品。我们将在6个月内认真研究出土文物,并向政府提交报告书。
中新社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此次出土文物的具体信息,及当时的发掘过程。
李暎澈:韩国文化遗产的发掘中,并不常出现中国北宋的货币,因此这次出土的文物引起了我们的特别注意。
此次梧登洞寺庙遗址发掘调查过程中,出土了约20枚中国北宋铜钱。根据目前观察,此次出土的宋代铜钱可分为三种——咸平元宝、皇宋通宝、治平元宝。治平元宝根据所铸汉字分为篆书和楷书两种版本,这次在梧登洞出土的铜钱所铸汉字为篆书。从公元998年到1067年,这三种货币在中国北宋发行流通。因此该文物的出土,可以帮助推断梧登洞寺庙遗址的建造时间。
高丽时代的人在开始建造建筑时,会向土地之神投掷铜钱,祈祷土地之神保佑这座建筑安全长久矗立。所以我们推测,很可能那时有人要在梧登洞寺址地区建造重要的建筑,铜钱被埋在地下。这也是当时货币的用途之一。
除货币外,此次出土的文物中还有约三件中国陶瓷,我们推测是中国越州窑或龙泉窑制作的元代青瓷。梧登洞寺此前因火灾塌毁,大量陶瓷毁坏,而铜钱则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中新社记者:北宋钱币出现在济州岛的可能原因是什么?能够对中韩交往历史有哪些佐证?
李暎澈:我认为这可能与韩、中、日三国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有关。此三国很久以前就有联系,中国王莽新朝后的货币在济州岛等朝鲜半岛地区及日本都有发现。此次中国货币在济州岛的出土,本身也可作为三国间活跃交流的佐证。
济州岛是自中国青岛前往日本等地的贸易船舶停靠之地,当贸易船舶停靠在此,各国人们会在这里进行贸易。人们会在济州岛购入食物,中国货币就会在这时转交到济州岛人手里。那时的货币使用状况,就像现在中国的人民币、韩国的韩元、日本的日元都可以同时使用一样,在韩国高丽时代,中国北宋的货币有可能也在韩国使用。
反之,亦有学者提出不能使用的学说。根据学者现有研究结果,结论会有不同,我们暂时还未下定论。但是我们期待这种货币能对揭示韩中交往起到重要作用。
中新社记者:韩国之前还有哪些类似发掘出中国文物的例子?有哪些知名文物?
李暎澈:除了有这种货币,还有中国制造的陶瓷、器皿、黄金制品及青铜器等很多文物,也有中国汉朝时期制作的青铜宝物——青铜刀等。韩国出土过来自项羽建立的西楚、刘邦建立的汉朝、王莽建立的新朝等不同朝代的文物,也有出现明朝文物。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对朝鲜半岛为何出现如此多中国文物进行研究。
文化遗产都很重要,但要说其中一个最有名的,那就是百济的武宁王陵。百济迁都公州时,武宁王与中国有着活跃的联系。武宁王陵附近出土的墓砖,是由中国技术人员前来建造的,据说那里也曾出土过中国梁朝的货币。
中新社记者:这些文物发掘对研究中韩交往历史有何意义?中韩在文物保护和研究领域的交流现状如何?未来是否有合作计划?
李暎澈:这些文化遗产的出土证明,韩中两国从很早之前就已开始活跃地开展交往了。通过交往,各国文化相互影响,成长为更加发达的文化。
虽然现在韩中日三国正在进行的文化交流有时因种种问题而暂停,但三国民众间的交往从未完全停滞。所以我希望能研究韩中日三国在历史发展中对彼此产生的相互作用。如果能出土这样的重要文物,并与中国进行交流,相互介绍、共同研究,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此外,我认为交流对文物研究很重要。为什么北宋文物会被埋在济州岛的寺庙下面?我推测是韩中历史上有人员往来。那会是什么样的人来到济州岛呢?以何目的而来?济州岛人和北宋人是什么关系?这些以后应该都会成为研究课题,我希望能进行更多的学术研究。但要促成完备的研究结果,最好的方法是两国学者互相交流、共同研究,逐一查明过去的历史。(完)
受访者简介:
李暎澈,大韩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修考古学专业,文学博士,担任百济学会总务理事、全罗南道文化遗产专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