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文成：《記者生活的回憶》（十）

　　在沒有南文的日子裡，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在李培瑜的關照下，堅持出版了近半年。但由於南文的後裔對辦中文報不在行，又不感興趣，因此，時報得另找出路。

　　有一天，SOLID MILLS的總經理比立·洪要我到他辦公室談話，他提出解決時報的辦法，即：時報的產權歸SOLID，它的設備讓報館“公班牙”應用，不過，贏虧自理。

　　這對“公班牙”是好條件，但是幾個報館高層人士經討論後，認為我們沒有靠山，就謝絕了。

　　就在這個時候，在大橋頭AIC工作的施性等的太太，給我來電話，要我到AIC，鄭周敏先生有話跟我說。

　　鄭周敏當時在台灣，但在AIC我們通過長途電話接觸了，在電話中，鄭氏說他想買時報，條件是：報名不改，立場不變，工作人員照舊。要我從中穿針引線。當時我認為這三個條件都可接受就答應了。

　　【鄭周敏、黃金海岸】

　　鄭周敏買《菲華時報》這宗交易很快就成交，因為賣方只要求“當年買多少，現在就賣多少。”

　　鄭周敏接手後派了一名親信鄭勳業先生來當總管，他真的履行他的諾言，報名不改，只把英文名改為CHINA TIMES。

　　開始時，他也想有一番作為，組織一個董事會，把一些對他事業的發展有幫助的政客拉進來。

　　後來當眾議長的扶西·黎敏尼舍，被他委任為報社社長。

　　為了給我介紹這位新社長，有一天，鄭周敏就約我們兩人在AIC頂樓共進午餐，那天中午，當我抵達AIC大廈門口時，黎敏尼舍也到達，事實上我們兩人很早就相熟，當他還是泛亞社的記者時，我就認識他，只不過很少來往。一見面，黎敏尼舍就把我拉到門邊說，你知道今天老闆叫我們來的目的？我點點頭，他接著說：“佐易，我們來個君子協定，你放心當你的總編，我辦我自己的事、絕不會干預你的編務。”

　　有一天，鄭周敏在馬尼拉大旅社的一個FUNCTION ROOM召開時報第一次董事會議我也被列為董事，坐在我隔壁的是報人出身，曾經當過參議員，國防部長的奧利·棉加道，他摸一摸我們桌面上放著的那個每人一個的信封後，轉過頭來對我說，“要老闆多開幾次董事會議。”

　　這信封內有現款一萬元，是作為赴會的董事的車馬費。鄭周敏的手面不小！

　　鄭周敏辦報有他自己的一套。

　　有個時候，我在旁提醒他，報紙是面對社會，是屬於公共的事業，沒有人會花錢來買報紙，接受自我宣傳的。更沒有人會來刊登廣告的。

　　“你不懂，我有我的打算，我們不依靠這些。”他說。

　　公共事業不依靠公眾，要依靠什麼？真的，鄭周敏有他的想法，每年他有三個大場面，一個是他母親的誕辰，一個是他發獎學金，另一是他在台灣環亞企業的周年慶。利用這些場面，他在馬尼拉大派賀詞廣告給他的供貨者SUPPLIERS，在台北派給他環亞大飯店商店的租戶，這不是解決廣告問題了嗎？是解決廣告問題了嗎？至於報份，半費優待華文教師，又是一個辦法。

　　報紙的內容，包括新聞和評論，他不過問，但一些有關鄭家的消息，要排放在什麼位置，經常有爭論，好像“黃金海岸”開張那天，鄭周敏就堅持要頭版頭條，如果是今日的社會風氣、世界潮流，這是無可厚非的，但那時候的傳統做法，是要受非議的，所以，我建議頭版五欄題第二條，這爭論僵持了很久，最後我讓步了，提出一個折衷辦法以頭條位置，加框，但不是頭條，頭條放在它下面。這樣，鄭周敏接受了。

　　以後，有關鄭家的消息，編輯不指明，工友也知道，要放在左上角這位置。

　　一般說，我跟鄭周敏先生的關係還是很和洽的。但編輯部的士氣盡失，扭轉不了局勢，在鄭周敏未病重時，時報的報份、聲譽、廣告就開始在走下坡，報份剩下六千份而已。

　　葉建勳先生如何來接辦《菲華時報》，我不知道。他把《菲華時報》的時字改為日字，是因為有人說，時字與死字音近，晦氣。而英文名也改為SINO-PHIL.。

　　我繼續擔任《菲華時報》總編一段時間，直到陳清平先生入股當總經理時，我才離開，因為我對自己一生的表現不滿意，我很疲倦，或許，我老了，我需要休息了。(未完待續)